作家的风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皆耳熟能详，心领神会。曹丕的这句名言并不深奥，却因点中文人身上的一处“死穴”而意味独具，奥妙无穷，流传至今。有些智者甚至将其调侃为国粹之一种，认定只有文人在场，便会演出争吵、嘲讽、算计、攻讦的连台好戏。按钱锺书的幽默说法，文人相轻只要无伤大雅，一般不会导致太严重的负面效果，“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但这一现象凸显的毕竟是人性弱点，不免令人遗憾。就连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屹立于世界文学圣坛的旷世文豪，也常常未能免俗。高尔基笔下对托翁的最初印象是，“他走进来，他身材矮小，可是所有的人马上变得比他更小了……倘是一尾鱼，他一定是在大洋里面游泳，绝不会游进内海，更不会游到淡水湖里”。托尔斯泰的霸气带有顽童特点，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自负而可爱：“关于《战争与和平》，用不着假谦虚，这是跟伊利亚特（荷马史诗）一样的东西。”很多世界大文豪都不入他的法眼。他对但丁、莎士比亚不屑一顾，对同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以为然，并且在夸赞契诃夫的同时，总是贬低与自己相差40岁的高尔基。高尔基不解，问契诃夫这是为什么？契诃夫道出了其奥妙，认为托翁这是在嫉妒高尔基的文学才能。

    巴尔扎克也曾有过被妒忌折磨的经历。1839年，他在巴黎《立宪报》读到《巴马修道院》第一章（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描写滑铁卢战事），便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白了一段内心挣扎：“我简直起了妒忌的心思。是的，我禁不住自己一阵醋上心头，我为《军人生活》（我的作品最困难的部分）梦想的战争，如今人家（司汤达）写得这样高妙、真实，我是又喜，又痛苦，又迷，又绝望。”巴尔扎克毕竟是巴尔扎克，他静下来，再次读司汤达，重新回归阳光心态，并写出《司汤达研究》一书，完成了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巴尔扎克对司汤达的推崇令一些同行感到迷惑，甚至有人猜测其中是否存在猫腻，巴尔扎克却毫不在意那些近乎侮辱性的误解，表示自己对司汤达的赞誉完全是“诚心实意”。

    若说文人相轻的现象普世皆是，古今莫外，也绝非事实。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仅仅二十出头，这位无名小辈写出了小说处女作《穷人》，犹豫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把书稿送给诗人涅克拉索夫征求意见，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祖国记事》杂志发表。两天过去了，没有回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自卑心理煎熬着，甚至怀疑自己做了一件傻事。直到深夜，他才昏昏欲睡。凌晨四点左右，一阵门铃骤响，他懵懵懂懂爬起来开门，立即被旋风般闯进来的涅克拉索夫张开双臂抱住了。涅克拉索夫又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赶到批评家别林斯基家，手里挥舞着《穷人》的手稿喊道：“又一个果戈里诞生了！” 

    其实，“文人相轻”的反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虽然它们更多地具有个案性质，却铸就了“文人相重”的风范和亮点。近现代国学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高山流水，更不乏其例。梁启超说，“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而在陈寅恪眼里，“先生（王国维）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写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新时期文坛，韩少功评价史铁生：“我以为一九九一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这些推崇之语丝毫没有降低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孙犁和韩少功们的应有声誉，我们也并不觉得言过其实，夸大其辞。

    旅居美作家陈九先生，最近对我讲了他的一段“汗颜”经历。前不久，他在《世界日报》发表了散文《母猪沙赫》。转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山东口音已显苍老，自报姓名“王鼎钧”，令陈九又意外又惊喜。王鼎钧已86岁高龄，“百度百科”介绍他为“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与余光中齐名，他组织纽约华人作家成立了一个“九九读书会”，大家尊称其“鼎公”。鼎公告诉陈九，近期读书会专门要讨论他的散文，并说：“你的散文真好啊，我写了一辈子，赶不上你这一篇。”口吻不像是在调侃，陈九诚惶诚恐，无地自容。陈九最大的感慨是，鼎公健康，海量，而自己做不到。我说，是的，是的，我们都做不到……

    鲁迅认为，文人相轻不外乎三种情况：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原因还是出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与之关联的结果，便成了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武人过招，简单回合，便知彼此功夫如何，胜负决出，成王败寇，低手佩服高手是很自然的事，非但不丢脸，还会被视为豪侠风度。文人则无法过招，其高下很难分辨，顶多各有千秋，于是互不买账。或许初出茅庐之时，童真未泯，青涩难免，文人还不大懂得世故和伪装，尚能彼此欣赏，尊重内心，快意融融。随着功成名就，气象始大，逐渐形成并稳固了座次意识，圈子思维，态度矜持，讳莫如深，或阴阳怪气，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它，越来越吝啬于对他人的褒奖和夸赞。似乎既然承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山难容二虎，惟我独尊，指桑骂槐，造谣生事，都成为顺理成章，天经地义，都可以冠冕堂皇，任其放任。可以想象，一旦出现不利于同行的风吹草动，暗中推波助澜，落井下石，此非天方夜谭，历次运动中的不齿事例可以证之。

    惟其如此，我常常凝视一些豁达、磊落、诚实的文坛大师的阳光面容，而陷入沉思。我们曾过于看重大师的霸气与威仪，而忽略对其内心修为的关注。大师应有与之匹配的胸襟，度量，敬畏，谦逊。即使间或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口无遮拦，也是那么可敬，可爱，可亲。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就契诃夫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凡俄语中可用之于契诃夫的词汇都已说完，用尽了。对契诃夫的爱，已超过了我国丰富的语汇所能胜任的程度。对他的爱，就如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就耗尽了我国语言所拥有的最好的词句。”那是一种动人的“契诃夫感”，他甚至认为契诃夫“善良、谦逊、高尚、勇敢”的品性和境界，业已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性格遗产”。那金子般的风范和亮点，属于契诃夫，也属于巴乌斯托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