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型文坛》到《典型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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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文案》是《典型文坛》的姊妹篇。

    《典型文坛》出版后，相关写作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不过，内容和向度上有些变化。先前虽注意到不要写成人物传记，却基本还是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物来写。之后，考虑下一步工作，觉得如果有所调整的话，应该把注意力从人移到“物”。

    至于这个“物”的意思，是受了戈德曼几句话的启发。他在评论罗伯-格里耶时说：“他发现人的现实已不能再作为自发的、直接体验到的现实存在于整体结构之中，只有当人的现实表现在物的结构和属性里的时候才能被找到。”“当今世界好似一架拥有自动调节装置的现代机器。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这种机械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支配。”（《新小说与现实》）这些看法，其实源于马克思的一个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种认识，不愿孤立地看待人，特别是不赞成强调人的主体性，而把每个人的存在，理解成各种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如果自我是一种主观因素，那么，“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戈德曼称之为“物的结构和属性”。

    我觉得对949年以后文学，也应重视“物的结构与属性”。文学紧紧地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制度力量非常强大，个人微不足道，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规定动作，取决于文艺政策和部署，大事小情几乎皆非偶然、孤立，牵一发动全局，有复杂深刻的背景。戈德曼所谓“当今世界好似一架拥有自动调节装置的现代机器”，非常适合描述前三十年的共和国文学。

    以往对文艺和文艺史，都强调主体性，把作家艺术家的才能、性情、修养视为原动力，研究他们如何从事自我创造从而推动文艺发展与变化。但1949年以后，顺着这种角度观察，视线会受到阻碍，很难伸展下去。人不是决定者；一个人也好，一件事也好，经常处于“被决定”状态——被预置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真正追索下去，在我们文艺中最终面对的不是人而是物：体制、政策、形势、运动，等等。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其自身原因却退居次要乃至微不足道。例如《我们夫妇之间》引起的后果与小说自身之间，实际上很不匹配，所以如此，只能从文艺思想氛围求到答案。刘绍棠从他的“成功”起本质上就不是个人之力，后来所谓“堕落”，更是一种“程序”运行的结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固然是不错的小说，然而它的历史重要性并非由此而来，而是由背后一系列事件造成……

    由此想到，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固不妨像通常一样，以作家作品为目标，可如果希望真正搞明白这段历史，拥有关于它的正确知识，却要从别的角度入手，在背景和总体关系方面下工夫。自特殊性言，跟普通情形下文学史诉诸“价值”的发现与鉴别不同，我以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心，要放在“关系”的发微、辨析和阐释上。至于当代文学的艺术成就高低，恐怕交给时间在未来自然地澄清比较妥当，不必现在争得不可开交。

    故而：第一，评价不重要，呈现很重要。第二，要就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的事件、现象和问题，逐一专审专论，搞清基本事实。

    说来令人不安，一晃六十年过去了，以时长来说当代文学史已两倍于现代文学史，对比一下彼此基础研究上的厚薄，理应汗颜。当然也不宜尽诿之于研究者，过去好些年中，资料、信息透明度都很有限，事情原委和经过半露半掩，研究触角也因这样那样的禁忌或避讳，难以充分展开，即令现在，不便也还不少。但条件的不理想，并不构成我们不循正确途径展开工作的理由；虽不能立刻做到最佳，却不妨本着渐进的原则，有一分条件做一分事，积跬成步，一点点把路走远。

    就此论，倘有部分学者从“前沿”状态抽身，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专心做史案工作，摸清事实，排除疑窦，对当代文学研究夯实基础是极必要的。《典型文案》的成书，即以此意识为引导，虽情知功力不逮，却记得圣贤书上说：“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大学》）我便以此自释，觉得《典型文案》哪怕只是一块歪歪扭扭的垫脚石，也都不算白做。

2

    所谓“案”，原是古代一种学术方法。黄宗羲《明儒学案》，莫晋为之序曰：“言行并载，支派各分，择精语详，钩玄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黄宗羲自己则说：“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把材料理清楚，谁说过什么、怎样去做，原原本本呈现在录，再放到历史源流中考其上下文和来龙去脉……至于是非、曲直、长短，并不理论，“听学者从而自择”——这种解决，是知识上的解决；先纠正知识的错误或者不实，而后才谈其他。

    我感觉，这种知识上的解决对我们尤为需要。

    我们所置身的这个领域，叫“中国当代文学”。我本人在其中工作有二十年以上。以我观察到的论，这领域历来有两点不足，一是“中国”意识不足，二是“当代”意识不足。“中国当代文学”六个字，往往似乎只剩下“文学”两个字。

    80年代中期起，一直到不久前，我们的思想资源、话题、角度乃至词语，主要是舶来物。人们以勤奋引入外国理论为己任，也以此分高下。只要捷足先登，便握有话语权，成为翘楚。中国的作品，经批评家、学者解说评析，莫不“与世界接轨”，所论对象如果换成欧美作品往往毫无不适。这样的讨论与研究，不仅无补于对“中国”的认识，相反越来越远。我的一位朋友将此情形比作文化上的“假洋鬼子”。近几年慢慢有所改变，此风不如先前吃香，但多年流行，仍使我们的研究留下不少的亏空。

    如影随形的，还有“当代”意识欠缺。因为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很难意识到当代文学首先有“当代性”，是一种扎根在中国当代历史与文化土壤里的独特的文学。这一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或许感受最深。修完当代文学史这门课，对于它究竟源出何处、以什么为特征、基本关系怎样而原理何在、生产方式如何、什么是文学的组织化、作家与其创作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工农兵业余作者是怎么回事、长官意志因何可以凌驾在文学之上……将这些问题询之中文系学生，十之八九会茫然无答。但原因不在他们——发下的讲义、课堂上的讲授，很少涉及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内容。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从这门功课所得主要是一连串作家作品的名称，以及老师对于它们的品鉴。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也许不同，也许相差不大。

    “中国当代文学”，总共六个字，却有四个字含糊不清。当我们手里面只剩下“文学”的时候，这领域实际上处在架空的状态。从普适的角度出发，谈论普适的话题，虽然很文学，但往往是悬浮虚离、似是而非之论，高则高矣，深则深矣，人们却得不到对于一种特定文学的确切知识。应该说很明显，时至今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根本不缺“理论”，却亟缺“知识”——那种ABCD、甲乙丙丁的东西。人们从不难于高谈阔论，唯独难于朴实地陈述有关当代文学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过程。这便是为何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宏大的学科已如火如荼，而其基本轮廓、基本问题却仍不令人觉得眉目清晰的原因。

    有道是“摆事实，讲道理”。先把事实摆清楚，然后才能讲道理。目下我们却有点本末倒置，事实尚不清楚，却慷慨激昂作评价、下判断。愈如此，当代文学研究愈不能建立在确切的知识基础之上。知而后行。知不转化为行，不如不知；但，不知便先行，恐怕就应了王朔先生那句话：“无知者无畏”。所以我想最终大家都会明白，先求知识上的解决，是当代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必补的功课。

3

    当然问题并不简单。我们知道，因自身特性和历史背景之故，当代文学包含大量“不明信息”。 一般，历史事实与信息主要因佚失而造成疑点，倘有相应材料被发现，疑点即告消除。当代文学则不然，许多事情发生当时就有种种不透明，乃至人为编织假象；换言之，本来就真伪相混。曾经千真万确、彰彰明甚的事情，多年后内情揭晓，原来却南辕北辙；抑或反过来，曾被宣布为假的，后来搞清楚反倒恰恰是真实。这不光造成当代文学在“事实”层面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而且造成真正的“事实”不易确定。这就造成当代文学在“事实”层面不确定的东西太多。

    以我体会，搞当代跟搞古典、现代比，要复杂许多，或麻烦许多。政策、体制、人事、历史恩怨……各种作用力都在参与、影响、支配一个人或一件事。面对材料，不可不信，但又不可尽信。比对、归纳、索引、征证……抠细节，只有细节不好伪装，即有伪装也易露出破绽。即使如此仍不够，很多时候要抠字眼，从字缝里面获得有价值信息。当代文学和当代历史，微言大义的情形比比皆是，人们表达思想、意见，既很少直言也很少畅言，每每在闪躲腾挪中夹挟一点本意，甚至以貌似畅言来掩其真正所思。

    凡此种种，不搞当代不仅体会不到，甚或想象不到。极而言之，我们所花的工夫，大部分在鉴伪上面，因为当代文学到处有貌似“是”其实却“不是”的陷阱。很多事情，我们大方向上清楚，但在细部上仍存在一些介乎“是”与“不是”之间的东西。除了材料上的矛盾与牴牾，更主要是现实实际致事情变得相当复杂，难解难分，乃至黑白交混、一团浑沌。当代文学研究特别不宜给予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此亦彼，彼亦此，极是纠缠不清。如不意识到这一点，只怕根本抓不谁当代文学的脉搏。所以我认为，搞当代文学随时要从三个方面对自己耳提面命：一是对方向的正确选择；二是精心细意，从蛛丝马迹、寸丝半粟入手；三是具备排解披纷、简化乱象的能力。书稿甫成，回想其桩桩件件，我于《写在前面》中发了这样的感慨：“近绪远端，万缕千丝，错节盘根，纷纭杂沓，以致写作中有时恍如做‘案情解析’，而非文艺研究。”

    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案，忽起忽落，几度峰转。过程先扬后抑、抑而复扬、扬而再抑。至于结局，则是无法理解、大悖情理的糊涂账。为一篇小说，上自党中央主席，下至北京市团委小官员，以及意识形态和文艺主管者、评论家、刊物主编等诸多人物都卷在里面。更奇怪的是，毛泽东曾先后五次力挺作者王蒙，其言凿然，然很多人却都不为所动，坚持把这篇小说当“毒草”看。事实又偏偏证明他们未曾走眼，到了反右，王蒙果然落马。而王蒙之打成右派也是蹊跷之极，表面看，这顶帽子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没有关系（自然如此，无论如何那是毛泽东亲口肯定的作品），但舍此以外，又并没有别的由来。总之，阴阴晦晦，极度迷离；单看事件本身，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似乎只有归结于“命运弄人”四个字。这便是为何本篇标题拟为《迷案辨踪》，从头到尾，始终是个“辨”字，辨过程、辨形势、辨因果、辨心理……一点点理清头绪、化繁为简，才从迷局中稍稍看见些眉目。

    这样的“文案”，书中一共十四件。虽未必每件都有悬疑小说般的扑朔迷离，却也都在考验我们有无剥茧抽丝的耐心和细密。以《海瑞罢官》事件来说，作为“文革”导火索可谓大名鼎鼎，但就是这么一桩耳熟能详的事，真正深入到了细节，每每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发现，也可以说突然生出极大陌生感。因为丰富性都匿于事情的内部和底层，极少传导到外表；那种曲径通幽之感，岂是几句政治或历史角度的概括评价所能囊括与尽显，真欲识其究竟，非得考辨梳拢、抉微发隐。其实，做着这种工作，会情不自禁为之吸引以至痴迷，屏息敛念，不加预判，不问结果，静下心直面线索本身，专心查验，真则真、伪则伪，很享受一种纯技术的姿态。

    将十四案简略撮述，大致是，涉及作品三桩：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吴晗《海瑞罢官》；涉及事件或现象六桩：胡风“分子”的境遇、陈企霞在中国作协“肃反”时的经历、“神童”刘绍棠之起伏、周恩来1959年至1962年间就文艺的三次讲话、大连会议（中国作协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江青“文艺革命”、样板戏；涉及个人四桩：郭沫若、茅盾、路翎、舒芜。还有单独一桩，关乎五十年代一位普通的文学读者，他一生遭际，生动映衬了当代文学曾经的特征。

    《典型文坛》和《典型文案》加起来，有将近三十个专题，涉及人物、作品、事件、现象、运动，阅读和处理过的材料，积案盈箱。几年下来，体力上颇感劳累吃力，不过显而易见，这点工作量相对于六十年历程来说，只是九牛一毛。由此益感当代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成，任重道远。同时，几年工作体验益发坚定了那个看法——当代文学研究真的必须从头做起，就每个可能的方面专审专察、落到实处，完成知识积累阶段，使这个领域变得比较可靠。我自感这过程始终是一种学习，一种补课。每做完一个专题，都有些冷汗涔涔，发现过去所知不单浮浅，还经常是一鳞半爪、粗枝大叶，甚至于舛讹百出。试想，在这种情形下所写所谈，能有多大可靠性？借《典型文案》的出版，谨言。

    《典型文案》，李洁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