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下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段。以前，更多的注意力被投注到了对民主、科学等精英文化层面，而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思想观以及精神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则关注不够。有学者指出的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是个体切身体验到的，往往才是一般民众真正关心的。（参见彭小妍：《超越写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17-137页的有关论述）所以，这种历史画面的残缺，有补足的必要。

    随着近年来国外“新文化史”的崛起和译介以及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涌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五四研究者，或以社会文化史为题，或借鉴其中一些概念和方法对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作出了新的学术探索。梁景和教授的新作《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以下简称《嬗变研究》），就是主动地运用相关概念和方法，取得开拓性研究成果的力作。

    《嬗变研究》首先对何谓社会文化，何谓社会文化史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所谓社会文化是指外在的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意识间的一种相互关系。”（“代序”，第1页）其研究方法的进路是考察表层行为和深层意识间的互动，通过展现其内在张力，来把握特定的时代脉动。按照作者最近在一次访谈中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第12版。）

    《嬗变研究》共分12个专题，大体上可归为婚姻、家庭、女性和性伦四大板块。作者基本上延续了前作《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的分类和界定，保证了自身研究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第一部分婚姻板块，包括两个专题：“废婚主义”和“婚姻文化的变革”。前者是透过一场在报纸上开展的论战，来观察民国精英文化（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代表）关于婚姻变革最为激进甚至偏激的主张，从而使读者对当时思想观念嬗变之激烈程度有所体认，但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过于“前卫”的讨论只能是“曲高和寡”。后者的焦点则转移到了对社会整体层面的描述上，就时代背景、新观念的特征、婚俗变革的高潮以及局限性进行条分缕析，可谓是点面结合地对婚姻文化的嬗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第二部分家庭板块，涉及到家庭改制观、生育节制思潮与丧礼改革三个面向，基本上涵盖了五四时期关于“从摇篮到坟墓”的家庭生活之种种改良变革之声，其中对生育节制思潮的讨论尤为深入。作者首先介绍了中外传统的节育理论，特别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本土的节育思想作了详尽阐述，以此证明相关思想在国内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尔后又以生育节制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桑格夫人来华所引起的节育思潮高涨为切入点，简明扼要地归纳出了当时讨论宣传的两大主题：“为什么要节育”和“怎样节育”（第59页）；继而，作者又勾勒了反对和支持双方舆论交战、言论攻防的论辩图景，准确还原了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真实状态；最后则对节育的具体施行情况和时代局限性作了考察分析。窥一斑而见全豹，作者正是用这种娓娓道来的笔触将此一思潮在中国的起承转合加以论述，使读者对其来龙去脉有了充分的认知。

    第三部分女性板块，截取女学，妇女参政，解放尼姑和废娼大游行等几个侧面，揭示时人对妇女获得教育权、参政权乃至生存权等基本权利的种种呼吁和努力。与前面不同，作者此时把目光对准了三个女性群体：女学生、女界代表和所谓“边缘女性”的尼姑和娼妓。尽管相关论述所占篇幅有限，但仍不乏深思熟虑后的见解：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必须同思想文化革命相结合，必须建立在改造陋俗文化的基础之上（第93页）。

    第四部分性伦板块，可细分为前后两个文章组合，前一组文章包括男女社交公开思潮，对贞操观的批判以及性教育思潮等个案研究，后一组文章则以性伦文化为中心，着重理论上的界定和建构，并辅以实例佐证。两组文章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增添了论点论据的说服力。

    作者专辟一节对“个性主义文化观”予以重点考察，这部分不是单纯的文本解读，而是对论题加以升华。既明确了“个性主义”在人类精神进化中的核心意义，又对它在近代中国的源流演变予以揭示，归纳总结出了五项基本内涵：⑴“个性主义”的自由平等和自主之权。⑵“个性主义”的个人独立思想。⑶“个性主义”的享受幸福，满足欲望的人生观。⑷“个性主义”的社会责任感。⑸“个性主义”并非一些人眼中的绝对自由，利己主义和为我主义（第158-161页）。作者采用重构历史现场的方法，引用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等人的言论，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人命运和家国盛衰相互依存这个等式（参见第160-162页的相关论述）。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固有的偏见，从而还原了历史真实。最后，作者给出了自己对“个性主义”的定义：“就是主张和强调个人具有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自信、自立、自强、自尊、自我、奉献、义务、奋斗、享受的权利。一方面每个人对自身要有上述权利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人所具有的上述权利。”（第166页），并在此基础上辩证地指出了个性主义与社会进步的紧密关系，在理论联系现实的同时，做到了古今关照，让历史照亮了未来。

    在研究方法上，《嬗变研究》一书特别注重思想观念与实际生活变迁的关系，关于男女社交公开思潮的研究就是一例。这一节先从进步思想同守旧意识的论战入手，较为完整全面地展现了主张社交公开者的观点及其合理性；进而深入探求这种思潮的本质特征，达到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目的；然后通过对长沙新民学会和天津觉悟社的微观分析，完成了由观念到实践的论证框架。难能可贵的是，节末还不忘指出，不能高估这种思潮所取得的成效，用两个实例来证明即便得风气之先的青年学生仍不免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第109-110页）。尽管着墨不多，但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和局限性都被揭示出来了。

    全书抓住“嬗变”二字大做文章，集中呈现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新旧更迭的时代氛围，把握住了观念意识和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由此揭示出这一时期风云激荡之下，个体命运和国家前途既并行不悖又相互依存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变还是不变？破旧是否就能够立新？相信读者在通读全书之后，都能从书中充分开放的诠释空间中找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