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师李宗侗先生

    先师高阳李玄伯先生（讳宗侗），是我国第一位兼跨古代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他十八岁负笈法国，入里昂大学读书，又在巴黎大学深造。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当时法国的古史专家古朗士，将民俗学知识引用于希腊古代史，获得丰硕成果。玄伯师借用这一种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现象，为中国古史研究新辟了蹊径，例如他从寒食易火的风俗，与古人崇拜“火”的观念中，取得民俗信仰的新解。

    玄伯师的另一贡献，则是对于古代姓氏字源的研究。当时的民族学，于“图腾”一词，极多解释。玄伯师虽然也用图腾观念，考察“姓”的本质，他实际着力之处，则是古文字学、语音学与古代地理各方面的综合整理。根据古代族姓分合，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一工作的另一层面，则是“姓”与“氏”的结构与相应的功能，玄伯师在这一重要课题，厘清了不少自古相传的误解，同时，他对性、姓、命、祖、祖之所自出……等名词的阐释，都有精辟的见解，为这些抽象的名词找到了古代的原义。

    古代史是玄伯师早期研究工作的重点，除古代史以外，他在中国史学史的领域也有着全盘的考察，将各种历史的体例及其演变，理清了其特质与来龙去脉。他的《中国史学史》，纲举目张，对于中国各种史籍的特质与演变的谱系，均有交代，至今我们还未有更为完整的著作足以取代他的大作。

    玄伯师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是同光间的名臣李鸿藻，帝师宰相，一时人望。家学渊源，于晚清历史，见闻渊博，是以玄伯师研究清史，常有一般学者未能想到的观点。他家藏资料十分宏富，在治史的同时，也常常兼论一些珍本典籍的传承，毋宁说在版本学的领域，也有不少贡献。高阳相国是北方士大夫的领袖，政治立场比较保守；李鸿章则是洋务运动的领袖。高阳合肥，虽不同气，但是，玄伯师对李鸿章主持中俄交涉的过程，有极为细密的研究，其论人论事，一秉史家的公正，并不因先人的爱憎而有偏颇。

    玄伯师于1926至1933年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当时接收清宫文物，一切皆属创举，并无前例可循。玄伯师尽心尽力，规划博物馆体制，巨细靡遗。那时北方的国民党领袖李石曾是玄伯师的叔父，与另一领袖张人杰之间，颇有权力之争。由此而与故宫盗宝案的冤案，玄伯师受池鱼之殃，因此离开故宫。这一冤案，凡知道当时情形者，都为玄伯师抱屈。然而玄伯师从未为自己辩白。数十年后，我们在玄伯师课后侍座时，有同学请问此事始末，先师还是淡然一句：“事已过去，也不必再论那些人的是非了。”故宫文物南迁，先师任上，已经着手。这一宝藏能够未经劫难，先师于有功焉。1948年，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先师又协助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安顿国宝。其间玄伯师、李济之师二人均出力不少。在先师遗著中，亦有论述故宫的文章，玄伯师行文叙事，却未有丝毫谈到自己的劳苦，也未对于昔日冤案有所辩白。玄伯师为人忠厚宽容，于儒家恕道，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至堪钦佩！

    玄伯师另有一事，鲜为人知。七七抗战前夕，北京已风声鹤唳，当时北平图书馆决定将庋藏珍本南运上海，这批图书到沪后即寄存在玄伯师法租界住宅的车库内。抗战时，上海已成孤岛，即使租界也难以久峙，政府遂决定将这批珍本运送美国。当时负责押运北馆图书的钱存训先生，会同潜往敌后处理此事的蒋慰堂先生，遂将这批图书交外轮运送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二次大战结束，内战又起，北馆图书仍存美国，在台湾稍为安定后，北馆珍本才运到台北，寄放在“中央图书馆”。我记得，玄伯师与慰堂先生在闻知北馆图书即将运回之时，两老四手紧握，感慨系之。参与此事的学界人士，今日已只有钱先生了！玄伯师保护国宝之功，也当记在此处，使这段历史，不至湮没。

    我从台大二年级，即在先师指导下学习中国上古史，三年本科，三年硕士班，均承先师耳提面命、督责教导，有时为了额外指导，先师还派自用三轮车，接我到寓所加班讲课；大学毕业，先师努力张罗，想送我去法国读书，同时又与沈师刚伯先生，说服“教育部”，在台大设立文科研究所，使得在台修读硕士课程。两事同时进行，而文科研究所事，很快即已核定，我遂得留在台大，继续于先师指导下读书。那三年的时光，是我一生学习生涯中，十分怀念的一段岁月。我终身以中国上古史为专业，前后教导我的老师，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从玄伯师的时间最长，负恩也最深。今日我也已七十七岁，但那一段师生情谊，大小事项，仍一一如在目前。师恩深重，难以回报，唯有将跟随先师耳濡目染的做人问学原则，也转授于自己的学生。

    （本文为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宗侗著作集》序言，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