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民主”

    刘：20世纪最响亮的，而且被现在中国人仍然认可的两个关键词，应该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当时称作“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般认为五四运动的一大贡献就是把西方的这两个概念引进了中国，引发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史的进程。

    姚：这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当时的针对性很强：宣扬民主，目的是反对封建专制；宣扬科学，目的是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将近一百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有条件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了，比如我们一直把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视为君主专制体制，其实这中间也有很多缺乏分析的因素。

    郭：中国传统制度是皇权制，这一点毫无疑问，就制度的表面形态而言，是“君主专制”也不假，但是，这个“专断独裁”的制度居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且，正是在这个统治基础之上，华夏民族造就了璀璨多姿的文化盛业。按照，极端民主主义者的思路，君主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但是，正是在这个最落后的体制中却缔结了最美的文化之花，而那些最美丽的文化之花，并不是因最高统治者而盛开的，相反，它们的“美丽”反而引得无数君王竞为折腰了。平民孔子受到了后代帝王的尊礼推崇，儒家的经典是古代君王接受教育时的必修课。如果中国古代君王是完全意义上的独裁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的统治完全可以按照个人意愿来进行，以个人好恶作为判断标准，但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并不如此简单，有些时候，甚至恰恰相反，君王并不是最自由的。

    姚：专制是指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独断专行的统治制度。中国古代统治以君主为中心这倒不假，君主为中心是否就是“专制”？这恐怕需要分析。表面上看最后的决断权在君主，好像君主可以凭自己的意志任意行事。实际并不这样简单。在君主之上还有一个东西，这就是“道”，即经书中所提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君主要在三种力量的监督之下实践这个道，一是民众，《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众代表着天的意愿，所以统治者要“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二是谏官，历代都有不同名目的谏官，他们负责发现君主的过失，对其进行直言规劝。三是史官，皇帝的言行无论对错，史官都要记下来，而且皇帝不许看。这对皇帝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使他要尽可能的遵守天道。所以皇帝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不敢专断。但到后来，皇帝的地位越来越高，专制的因素也就大起来了。在唐代时，大臣与皇帝还可以坐下对话；到宋朝，多数情况下是大臣站着，皇帝坐着；明朝以后，就变成了皇帝坐着，大臣跪着。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反对皇帝意见的行为也就少起来。明朝著名的“大议礼”事件就是典型。嘉靖皇帝是一位“外藩入嗣”的皇帝，他的父亲是一位藩王，可他却要追封皇号，众大臣极力反对，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杀了一百多大臣。这表面上看，皇帝胜利了，可是从此以后明王朝也就走向了衰亡的道路。

    刘：这就是我们以前谈到的那个“道”的问题。皇帝能履行尧舜禹汤之“道”，他就是“有道明君”，就能够长治久安。如果失去了道，就是“无道昏君”，那就会人心相背，最后就会有人起来“替天行道”。汤武革命之所以被肯定下来，就是因为他们替天行道，使天下重新恢复和平。所以说，在中国眼里，道才是最高的。皇权是被置于道之下的统治力量。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王朝周期兴替的问题，其实就是道的维护与失落的问题。

    郭：您提到“替天行道”，我立刻想起了《水浒传》，梁山好汉，占山为王，就法律层面而言，这些人与当时的政府为敌，大肆抢劫财物，按书中所写，他们的抢劫对象，不仅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途径梁山的过往客商。“越货”之外，更有杀人，在书中多出记载着梁山好汉的血腥屠杀，而其中许多被杀者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可以说，这些所谓的“梁山好汉”有着不折不扣的强盗行为。但梁山好汉却依然受到了许多民众欢迎，很多人都忽视了他们的过激行为，而对他们的最大认可就在于“替天行道”。因为，书中的统治者是无能昏君与当道奸臣的组合，他们的统治已经失去了“道”，所以才有了小说的产生和理想寄托。民间渴望有“替天行道”的好汉。在“天-道”的统治观念下，作为天子皇帝只不过是代“天”行“道”的执行者而已，执行的不好，就会有人“替天行道”。小说是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可见“替天行道”的思想在中国百姓中有着很深的文化基础。

    姚：道是很难把握的，但“民主”就不同了。“民主”强调的是“民”，这与以君主为中心的政体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很有利于表达多数人的意愿，因而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在表面上看，它比“中国之道”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但从根本上看，它对于人类永久和平愿望的达成，有时并不见得有利。

    刘：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道”重在“德”，是以和谐为旨归的；“民主”则重在“利”，是以物质利益为目标的。道的出发点是天下，民主的出发点是自己。民主表决一件事情，每一个参加表决者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最后少数服从多数。这样众多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努力，必然会增强一个群体的实力。因此“民主”可增强集团——包括国家、民族的竞争力，但却无法消除国家、民族间因利益竞争而导致的冲突。中国之道虽不利于民族、国家物质竞争力的增强，但却有利于天下和平，因为它讲的不是集团的小利，而是天下的“大利”。人类最大的愿望是“万世太平”，但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却打破了人们的这种愿望。

    姚：“民主”与“道”是有很大差别的。从“道”出发，就有个是非问题，如果违背道义，即使有再大的利益也不能伸手。如果只从利益出发，不顾道义，无法达成“世界和平”。世界上战争频繁爆发，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争夺利益，而且往往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发动的。

    刘：民主最大的作用在监督。像中国近年来关于腐败的一些大案，就是在民众的监督之下通过互联网向社会披露，而后起到很好的惩治作用的。有人把说成是一个东西，认为只要民主，也就符合了道的原则。其实民主与道是两回事，道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概念。道有道德、道义的含义，他是维护天下民众长久利益必须遵循的规则，这与民主具体实施于某个集团或民族，有性质上的不同。可以这么说，“民主”是制约专制的有利武器，“道”是维护和平的最高法则。这两样都是人类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