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生意：老商务印书馆的产业链

    如果经济利益与文化责任不能兼而得之，孰为先？商业操作与文化理想，如何能够取得平衡？老商务印书馆无疑提供了一个典范。我们必须要回到上个世纪的历史现场，才能更清楚其内在的演进思路。

    1904年，商务印书馆以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小学教科书为基点实现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飞跃，并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商务的运作思路和它的成功正应和了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观点，“启蒙同时也是一项利润巨大的生意。”这家深度介入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营出版机构在其起步之初，敏锐把握了新兴的商业缺口——学校和儿童市场。

教科书奠基

    1897年，四个中国基督徒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带着他们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所创办的“美华书馆”（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所学来的印刷技术在上海租界内创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第四年，他们又购入日资“修文书馆”的印刷机器，令印书馆的印刷力量得到及时扩充，成为当时上海拥有最先进设备的国人印刷所。

    确切地说，透过商务的诞生，我们似乎看到晚清中国在经历“西学东渐”的洗礼之后开始寻找本土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而其背后的直接推动力则源自世俗的经济诉求。

    这种在西方背景下开拓本土文化市场的路途，既意味着巨大的利润也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商务在最初以一些简单移植性的学习教材如《华英初阶》、《华英字典》获得成功后，随即遭遇了一连串这种移植所带来的失败。困境之中，怀抱“扶助教育为己任”的晚清士绅阶层的精英分子张元济和实业家印有模的加盟使这家民间印刷所开始了重要变革。1901年，融资后的商务资本增至五万元，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突破了传统中国家族企业的狭窄格局。1902年，商务增设编译所，张元济任所长，开始编撰全套中小学教科书。1903年，商务进行了第二次极为重要的融资，与当时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金港堂合资。

    虽然已经具备当时编撰教科书的诸多有利条件，但是商务依旧经历了在“启蒙与生意”、“引导与迎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等一系列彼此依赖又彼此对抗的因素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艰难磨合，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商业品牌。

    从商务诞生到初期的发展，外来技术、资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商务曾经的日本元素逐渐成为它需要规避的政治污点，也成为竞争对手攻击的靶子。但事实上，当年的日本元素为《最新教科书》的高质量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而商务怀抱世界又不失自我的格局则别有一番勇气和承担。“日本人不仅为早期商务引入资金，更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撰教科书的经验……金港堂以编撰教科书，早已闻名于本国，当时中国新式教科书仍处于草创和摸索阶段，多位日本专家参与教科书编辑会议，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意见，甚至协助确立定本。”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金港堂在理念、技术与经验上均领先于商务，但是双方的合作却呈现出平等与互相尊重。虽然日本在出版技术与理念在总体上均领先于中国许多，但商务编译所的中国学者并不曾失去自信与独立。诸多史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为商务的《最新教科书》带来富有生命力的本土气息。

    商务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推动力之一是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但是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却给这项工作的前景抹上浓重的阴影。“十二月十四日午后小谷、长尾来。因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而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牟利起见，颇有强从之者。而张菊翁、高梦旦及余等均不愿遵之。小谷、长尾之意亦然。” （汪家熔选注之《蒋维乔日记选》）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商务内部的不同意见颇能反映出版社这一文化实体其本质的矛盾性，如果经济利益与文化责任不能兼而得之，孰为先？幸运的是，当时孱弱的清政府已失去对民间的掌控，商务冒险按照自己教育理念出版的第一本《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获得学校与读者的热烈回应，“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随着商务国文教科书的行销全国，政府的癸卯学制居然在无形之中被废弃。而不久以前商务所面临的那种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内在紧张戏剧性地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双赢。

    一间出版机构成功对抗了一个帝国的政府意志，开创出中国教育的现代气象，这不能不说是在特殊时代语境下商务所创造的一个很难复制的文化与商业奇迹。“庶几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蒙养之始基以此立，国民之资格以此成……” （张人凤：《商务〈最新教科书〉的编纂经过和特点》）显然，这篇收入1904年初版的第一册最新小学国文教科书中的《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景观，“一个出版公司通过集体的努力，成功地完成了其自定的‘启蒙’任务，而且他们的努力也帮助了共和政府的民族建构”。

产业拓展

    1904年伊始，商务创办了《东方杂志》。这是一份被后世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的刊物。就在创刊号上，《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的广告赫然在目：

    “童业入学，茫然无知识；而我国文字多半艰深，往往有读书数年，不能写一信，记一账者。欲谋教育普及，不可不于国文加之意矣。近岁广设学堂，稍稍有编蒙学读本者，然施诸实用，都未尽合。或程度多高，难于领会；或零举字义，不能贯穿；或貌袭西法，不合华文性质；或演为俗语，不能彼此通用。有志教育者时以为憾。本馆特请通人，精心编撰；兼请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稹太郎君及曾从事中国学堂之福建高君凤谦，浙江张君元济详加校订，一字不苟。经营数月始成数册，因应急需，先将首册出版，用见方半寸大字，附图九十于幅，印刷鲜明。教授法稍迟续出。欲知本书详细情形者请观二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中外日报告白。零售每册一角五分，批发从廉。”（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最新小学教科书》在《东方杂志》上的隆重登场预示了商务将以改造成人教养儿童的方式为中介，全面塑造新都市儿童文化的雄心，而其实践的策略便是对教育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介入。

    1905年7月，商务设立小学师范讲习所；同年底，续办第二届小学师范讲习所，两届讲习所共毕业小学教师80名；1910年7月，创立师范讲习社，编印师范讲义13种；1918年，第三届师范讲习社毕业，人数为580余人……无疑，不断增多的从讲习所毕业的小学教师将成为商务《最新教科书》的有力传播者和使用者。

    与此同时，商务致力于创办一系列教育实体来扩大和提升社会影响力。创办于1905年的尚公小学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商务的每个职工可以免费送一名子女入学……举凡课时、教材、教法、设备布置、学生自治等都进行试验……商务印书馆设有工场，自己制造运动器材、实验仪器、教具、标本等，以及大量儿童图书……尚公小学以其齐全的设备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成为上海名牌小学之一。”（陈江：《尚公小学》）显然，这所商务附属小学承载了讲习所学员实习基地、企业员工福利和现代教育实验基地等多种功能。

    除了自上而下拓展教科书的受众群体外，商务还在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成功营造出多元教育思潮并争的大众言论空间。如，1913年第5卷第5号刊发了《编辑小学教科书商榷书》，就如何改进教科书中的宗旨、程度、形式、时间分配和教授书等五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向社会各界征询意见。这种向大众打开专业门户、鼓励不同意见的编辑思路不但赋予了商务各种教育实践、实验的理论合法性，而且最大程度吸引了新兴都市文化阶层对商务以及它所推行的文化产品的关注与认同。

    以教科书为起点，商务对儿童的关注从课堂教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出版了许多在当时中国均极具开创性的儿童课外读物：1906年创刊《儿童教育画》；从1909开始，共出版《童话》丛书102种； 1911年创办《少年杂志》；1914年创办《学生杂志》；1922年创办《儿童世界》、《儿童画报》；1923年出版百科小丛书；1937年出版《幼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等。

    对商务而言，儿童文化市场的空间有着多种向度的延展区域，它不仅意味着精神启蒙还意味着提供一系列有益或无害的娱乐。除了在《儿童世界》、《少年杂志》等各种刊物上开辟笑话、漫画、游戏等栏目外，商务还出版了《活动影戏》二辑12种、《活动变形人》、《儿童游戏丛书》、《儿童游艺丛书》等读物。随着图书的出版，商务还适时跟进儿童玩具、教学器具等物品的制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也正是这种商业敏感，使得商务在1917年开始进入电影业，成立“活动影戏部”。不久，商务拍摄了《盲童教育》、《慈善教育》、《养真幼稚园》、《女子体育观》、《技击大观》、《驱灭蚊蝇》、《养蚕》等一系列教育片，进一步呼应了教科书的内容与商务的新教育理念；1919年，商务制造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并同时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通过电影这一新型媒介再次实践了启蒙、生意、娱乐之间的互动与互补。

    所有这些围绕着教科书而展开的文化产业活动“既抓住都市市场的新部分——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而同时，教程外的出版物也早就超越了学校体系的局限，进入了因为谋生而失学的都市成人世界中。” 

文化抱负

    从1904年开始，商务《最新教科书》的畅销为其打开儿童文化市场缺口的同时，也累积了充足的资金，使其能够在一个更广大的文化产业领域内施展文化抱负。

    首先是图书出版领域：商务在推介西学译著、中国古籍校勘整理、编撰百科全书以及各类辞典等方面均引人注目；此外，商务创办了《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英语周刊》等创一时风气的杂志；其次是公共文化积累与传播领域：1904年，商务着手进行图书馆的建设，及至1924年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成为30年代亚洲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第三是教育实体领域：“从1904年到1931年，商务印书馆历年筹办公共教育事业达46次（包括正规学校、夜校、函授等），培训人员约1.8万人，涉及的学科也较为广泛和实用，有英文科、算术科、国语科、国文科、商业科等，师资则以本馆编辑人员为主，讲义多自撰……” （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需要指出的是，商务在上述立体化拓展中，教科书的出版始终以核心产业的地位保证了商务的资金运作，也保证了商务所开创的大众阅读空间的延续性。

    一个新的媒介时代正在来临，它所产生的“娱乐至死”的文化令人忧虑。今天的中国出版业有没有像上个世纪的商务那样在危机中创造出西方化与本土化、教育与娱乐、文化与商业等因素之间既对立又保持独立、张力又互补性的文化产业的可能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