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鸩毒事件的时间看年代学的重要性

    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刊登了《有关李建成鸩毒事件的种种》一文（9月15日，以下简称原文），其中的“对于第四点”一段是明显的误读和错误，原因是不太了解《资治通鉴》这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体例。

    在《资治通鉴》里，关于“鸩毒事件”的记载体例和简要内容，省略抄录如下：

    “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

    武德九年（丙戌年，626年），

    五月，丙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突厥寇兰州。

    丙辰（五月月末天），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

    六月，丁巳（六月初一），…建成夜召世民（鸩毒事件）

    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上（突厥寇边）

    庚申，…，伏兵于玄武门（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

    秋，七月，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此日期往前推算）

    八月，癸亥，诏传位于太子。

    甲子，太宗皇帝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

    上表的时间注解方法是根据记载里的“六月四日”为“庚申”的玄武门事变，运用天干地支的顺序依次往上推算，算出对应的日期关系。可见，“吐血数斗”在六月初一，“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在六月初四，说是“两三天后”一点也不算错。只是有两点值得说明：一是在古代初一和十五经常有祭祀团圆的习俗，初一“夜宴”正好可以佐证推测；二是古代农历用“六月四日”表述；而现在农历用“六月初四”、公历用“六月四日”表述。（参见人民日报头版日期题头）

    所以原文的“关于第四点”自然段有三处误读是：一是“丙辰六月”不是“丙辰”年“六月”份，而是“丙辰”（日期）和“六月”（月份）连在了一起造成误读；二是“丙午年”也是同样错误，“丙午”是“五月”的一天，本年是武德九年（丙戌年，626年）；三是资治通鉴与新唐书不矛盾，资治通鉴里“鸩毒事件”也在这次“突厥寇边”之前（如上）。

    以上是对于我国天干地支纪年和纪日的误读和混淆。再联想到当下对于历史年代的以讹传讹、错误推算，深感我国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年代学”（包括朝代、年号、纪年、推算和换算）的重要。现再举例予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一是年号问题。中华读书报《十月与闰十月应有所区分》（1月20日）一文容易被人误解。文章提到“《孝宗与理学家》”、“绍熙五年闰十月”、“奉圣旨差臣”，按照一般的理解，此时朱熹肯定是与“孝宗”或光宗（孝宗的儿子，年号绍熙）有关。其实都不对，朱熹这次奉的“圣旨”是宁宗（光宗的儿子）的圣旨。因为宁宗在绍熙五年七月即位，虽然沿用年号至年底，但闰十月时其父光宗已为太上皇，在位的是宁宗赵扩。这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一年宫中有两位太上皇，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

    二是换算问题。中华读书报《〈辞海〉中吕蒙卒年商榷》（２月３日）一文推出吕蒙的卒年应为“178＋（42－1）＝219”。 其实还有第二种可能：178年对应光和元年，但若吕蒙出生在光和元年十二月初五(公元178年12月31日)以后，则出生日期就是公历179年，套用上面的公式吕蒙则是卒于220年；第三种可能:如果吕蒙卒于“建安二十四年”的十一月初七（公元219年12月31日）以后，仍是公元220年。这种现象历史上很多，再如岳飞卒于绍兴十一年农历腊月廿九，换算公元纪年后不是1141年而是1142年。

    三是推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高阳的漏洞》（3月11日）一文错误理解了“太元末”的含义，写道“末年即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在南京看到哈雷彗星”。根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晋纪三十·烈宗孝武皇帝下”里在“二十年”记载：“有长星见自须女，至于哭星。帝心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下一自然段开头“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推测这件事情在“八月”（农历）之前。所以出现哈雷彗星的时间应是古代的太元二十年，即公元395年8月之前。

    墨索里尼的儿子回忆他父亲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战争暴君的公众形象和私下认知竟如此天壤之别。这也充分说明了还原历史和甄别史料是多么难以判断，正像年代学虽是我国对文明史的重大贡献，但对其认识、考证、还原和解析还需要更加谨慎和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