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情“孩子书”的那些大人们

    所有接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国人，都熟悉教科书（或者叫教材、课本）。教科书是伴随近代全日制学校教育传入的“舶来物”，在中国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不是传世经典，也不是畅销名著，但它们和一个国家普及面最为广大的基础教育息息相关，几乎是所有适龄孩子们都要或读或诵的书，所以备受关注。上到国家领袖、学者权威，下到普通公民，出于对民族和人类明天的强烈责任，都对这些“孩子书”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情感。

    1953年初夏的一天，中共中央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专题讨论全国教育问题，一直聆听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突然说：“现在，编写教科书的人员有多少？”回答说，目前能动笔写的出版社编辑大约是30多个。

    “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人太少了，我看300人也不为过。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出社会主义教材”。

    参会的中组部、教育部负责人立即记录下这项重要指示。从这次会议后截至1954年底，根据主席的意见，前后有200多名教育干部、专家和学者从全国各地抽调来京，参与一项特殊的工作——为亿万中小学生统一编写新中国的教科书。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之前的1950年12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特别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专司其职，毛主席还亲自题写了社名。此番他再次指示调来大批的专家、学者充实其中，是为了迅速建立一支有规模的中小学教科书研究和编写的专业队、国家队。

    在这支为了编写“孩子书”而组建起来的特殊队伍里，不乏饱学之士、卓异之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本已多有建树，一旦受命编写中小学教科书，他们须将深爱的学问、创作暂时或者长久搁置，而翻检出最简明的文字、符号俯下身去和亿万孩子们对话。

    人教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是成名已久的作家、出版家，几乎几代中国人都熟悉他的《多卖了三五斗》、《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苏州园林》等小说、童话与散文。在执掌人教社的同时，他还先后兼任着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位，政务活动十分繁重。尽管如此，他依然把相当的精力用去给孩子们编书。据他的长子叶至善回忆，1955年5月的某夜，叶老在自己的书房里且吟且诵、兴致盎然，看似又完成了一篇得意大作。一问方知，他在为小学语文课本试作儿歌，得《小小的船》一首。查《叶圣陶日记》也可见相关记载：

    “自以为得意，录之：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多用叠字，多用ㄢ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书店）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

    这首中国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谣《小小的船》，竟出自于叶圣陶之手。从酝酿、构思到最后定稿，前后历时20年，得之实在不易。叶至善也说：“儿歌仅四句，三十七个字，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

    50年代中期，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学语文教材曾一度尝试过分为《汉语》《文学》两个门类编写。1954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中学《汉语》教材的组织编写。当时在他的帐下，集中了张志公、吕冀平、徐枢等后来在语言文字学界享有盛誉的中青年才俊。同时起炉灶的《文学》教材编写班子，除叶圣陶亲自挂帅之外，著名散文家吴伯箫也调来具体负责。他后来长期担任人教社副总编辑，同时在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其散文代表作《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等自60年代起就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曾为亿万国人醉心研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沙滩后街55号院，人教社的老社址，在不少角落都能看到一些名家的身影在日夜忙碌。小学语文编辑室，有个中年人在遍寻中外儿童文学精品佳作，他是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生物编辑室，一位叫方宗熙的遗传学专家在编写《生理》、《植物》课本，他自英国留学归来，文笔深得叶老器重，描述“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一类的专业知识浅显明白，前所未有；历史编辑室那叠床架屋的古今典籍中，则高低端坐着几位师出名门的学者：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两位得意门生汪籛、王永兴，史学泰斗陈垣的长子、宋史专家陈乐素，侯外庐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古代思想史专家邱汉生；在质量检查科的斗室里，几位“老夫子”一一审视即将发排付印的各科中小学教材，字字校雠、如临大敌。他们中有一位叫隋树森，是成名已久的元曲研究专家，另一位叫张中行，后来的八九十年代曾出版《负暄三话》、《流年碎影》等文化散文作品，名满神州。

    无论他们曾经有过或者将有什么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一刻他们都将全付身心倾注在为孩子们编书这件事情上。

    十年“文革”，似乎是新中国各项事业都无法绕过去的一个“劫”。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也同样遭受了巨大磨难。各科教科书一律被停用和批判，出版社所有编辑都被下放到安徽的“五七干校”重新学习，最后甚至连出版社编制都被撤销，原有人员直接从“干校”分配至全国十几个省份。几年之间，一个教科书研究和编写的专业机构被折腾得奄奄一息。而这十年中在全国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则由各地革委会自行组织编写、出版，大多体例混乱、知识零散、思想极左，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1972年3月，在人教社被宣布撤销编制后不久，一封“人民来信”呈送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信中这样介绍自己：“1938年至1941年1月，我在重庆任中共全国救国联合会党组成员，常向您请示汇报工作。1941年1月，蒋匪帮发动皖南事变，您指示我到新四军去工作。您可能回忆起我来……”， 信末的署名为“共产党员戴伯韬”。是的，凭共和国开国总理超常的记忆力，他是一定会记得这个戴伯韬的。他是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从“南京晓庄师范”培养起来的得力弟子，一位开创了苏北解放区教育事业的文化斗士，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1954年奉命调任人教社第一副社长、副总编辑。继叶圣陶先生之后，戴伯韬是领导全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的核心人物。这时，当他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队伍被当权者们拆分得七零八落，心如刀绞。

    “他有个小本本，一直携带在身边，本子上写满每个同志的名字、新的工作单位。闲下来就翻开看看，数一数人数，然后就神情惨淡的喟然长叹‘五年也培养不出一个好编辑。’但他无能为力，只好把小本本再揣进口袋里。”当年身边的同事这样回忆他。

    此时的戴伯韬年近七旬，身患严重的冠心病，但他依然拖着病体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不断奔走呼号，直至给当年的老领导周恩来总理上书，力陈当时的中国不能没有一家国家级的教科书研究、编写机构，不能没有一套由国家统一组织编写的教科书。1973年8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制得以恢复，人员艰难而缓慢地从各地调回。但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的全面恢复，却一直延宕至“文革”结束。这直接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就主动提出要抓元气大伤的教育事业。他敏锐意识到教材质量是制约教学水平的重要因素，“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在几次与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他都强调要重新启动通用教材的编写，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全国能用上新教材。

    于是，一项停滞多年的事业开始重焕生机。鉴于此时人教社元气尚未恢复，阵容不整。教育部决定从全国再次征调近200位专家、学者、优秀中小学教师入京，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方式，分12个学科组集中编写新教材。大规模调动人员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中，他很快批复：“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当这批人员进京后，又一时无法解决办公、起居的安身之所，具体负责的教育部副部长径直去八宝山找到正出席追悼会的邓小平，获得他的“口谕”，让北京市委马上协助解决。很快，200多位教材编写人员先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了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为1978年秋季开学的中小学生奉献一套全新的统编教科书，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正因为这是件邓小平眼中“关键要紧的事情”，上上下下都极度重视。副总理方毅亲自主抓，教育部为此还特聘了45名各学科一流专家作为教材编写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吴文俊等等，阵容空前强大。

    对于教材中要编选什么样的内容，邓小平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77年他就指出，要在教科书中反映世界先进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并进一步明确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这对于已经封闭落后了几十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条获取最新信息的捷径。根据他的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购买外国教材。在我驻外使领馆的协助下，一批批来自英国、法国、日本、西德、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最新版本教科书陆续送达编写人员的案头，引起了他们一阵阵的惊呼，随之就是如饥似渴般的汲取。

    1978年秋天，全国中小学新生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教科书。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套教材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容低估的功劳。可谁能知道，在这“孩子书”的背后也饱含着那位古稀老人一贯睿智的决断、辽阔的视野和突围的勇气。

    今天，随着教科书编写、出版制度的完善和良性运转，已经不大需要领袖们那么具体入微的关切了。但是中华民族有重视下一代教育的悠久传统，社会大众对于孩子课桌上的“那本书”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关切度，但凡有关教科书的新闻话题总会引来一波舆论热潮，批判有之，建言有之。不过无论怎样，教科书都会担负着它该有的功能和使命，在“大人们”的灼灼目光中继续前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