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文学是艺术，更是灵魂

    1910年秋天的哈尔滨，华洋杂处，繁华喧嚣，一场灾难无形又无处不在地攫紧了傅家甸，人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死去，面对未知的鼠疫所构成的极端环境，人性的不同侧面渐次显露，直到朝廷派来医官伍连德……这是前不久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的情节，它距作者迟子建上一部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已有五年。这期间，她的写作状态连贯、平稳，中短篇佳作不断，散文随笔亦屡见报刊。

    日前，迟子建来到北京，天高云淡的秋天让她可以好好享受一部作品完工后的轻松。她说，写完《白雪乌鸦》，就等于从压抑、灰暗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她还去了香港，翻看一本自街头小书店淘来的动物故事书时笑出声来，心底因写作而积郁的愁云就此消散。谈到文学，她一脸虔敬和投入，心里有若干题材在不同程度地酝酿着，哪一个先瓜熟蒂落？她也不知道，这种悬念同创作本身一样让她觉得过瘾。她的北极村、她的哈尔滨、她的伪满洲国，这些丰沛的文学源泉令她心无旁骛地写了二十多年，还将继续。

    读书报：是什么契机促成《白雪乌鸦》的写作？

    迟子建：这要追溯到非典那年（2003年），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消毒啊倡导市民戴口罩啊。哈尔滨的媒体报道说，一百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一样。看资料上说，1910年鼠疫时两万多人的傅家甸（也就是哈尔滨道外区）竟然有五千人死于鼠疫！我开始留意这个震撼、惨烈的事件，也知道了伍连德，但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他这个人物，我想知道鼠疫突来时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另外，当年老哈尔滨的社会状态我也特别感兴趣──中东铁路兴起没多久，有八万俄国人和几千个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城市里很多西式建筑，剧院上演的是芭蕾舞、西洋戏剧，而傅家甸则是尘土飞扬的流民区域。如果把鼠疫放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写出这段历史会很有意思。我就着手查资料。

    读书报：从动笔到最终完成，写得顺利吗？写作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哪方面？

    迟子建：去年八月动笔，中间中断了一小段时间，半年就写完了，加上修改，前后也不到一年。至于说难度，一是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气氛让我感到压抑，真正写进去以后，整天在写死亡，觉得到处是细菌，这是心理的挑战。再一个，《白雪乌鸦》里没有主要人物，我是在写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的群像，他们的表现不同，不同的反应是有根源的，要去探究。刻画这些人物需要细心揣摩，因为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每个人物的着墨就不能很重也不能很轻。

    读书报：《白雪乌鸦》的故事是建立在历史真相上的，后半部分随着伍连德出场更富历史感，你如何把握史实和虚构的分寸？

    迟子建：毕竟历史上确有其事，我要用文字复原那个时代，设置场景要力求准确。比如街巷的名字，一百年来哈尔滨的街道几易其名，为求准确我画了一张老哈尔滨地图。比如书中写到马车夫王春申，当年马车的行情怎么样？从哪儿到哪儿要多少卢布？一壶茶水要多少戈比？这些我通过查阅当年《远东报》的胶片了解到。鼠疫当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也是一百岁，我不可能采访到当事人，只能依据史料以及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把虚构的人物放到场景里，最过瘾的莫过于让书中人物活起来。一部长篇小说，仅靠一些史实和虚构是不够的，还需要无数细节联接起全部内容，小到人物的一句话，大到一个场景的设置，我都要悉心揣摩，尽量达到每个细节准确和到位。

    读书报：网上有读者将《白雪乌鸦》称为灾难小说，你觉得这部作品有警世意味吗？

    迟子建：可能有些警世作用，但难道要用灾难去警示世人吗？我觉得不是。我用写作提供了一个途径，让每个读者能从百年前不同的人物命运里看到今天自己的影子。

    有些朋友读了《白雪乌鸦》后发短信给我，说比《额尔古纳河右岸》好看。其实这两部作品没什么可比性，题材不同，故事也不同，只能说读者的阅读偏好不同。回过头去看《白雪乌鸦》，我觉得它的气韵特别好。我在驾驭这种题材，不断写死亡，写完以后还有超然的感觉，就很欣慰。相比之下，《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得更顺畅，因为我的个性更喜欢那部作品的青山绿水，人物的超然豁达，历经磨难百折不回以及浪漫和决绝。而《白雪乌鸦》的黑色氛围对我是有难度的，进入这种氛围，就像要在深渊里找点儿亮光。生活的潜流还在鼠疫中汩汩流淌，我看到了死亡中的活力、爱和温暖，死亡的阴影就被剥下去一层。

    读书报：书中很多对话及叙事语言都有东北方言痕迹，又好像不是纯粹的东北话？

    迟子建：傅家甸最早是由山东的傅家兄弟开创的，后来加入很多外省人，山东的、河北逃荒过去的还有中原人，那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东北人聚居区，更像是个流民区，他们讲起话来南腔北调，口音不同但又属于北方语系，很多口语化的东西是相似的，所以书中人物对话通俗又接近北方话。

    读书报：你的很多作品往往平铺直叙，结构也不复杂，你是位不为难读者的作家？

    迟子建：不是不想为难读者，而是觉得一个题材有它恰当的表达方式。写《伪满洲国》，年谱式的写法对它来说是恰当的形式，读者也容易理解；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用一天讲了一个漫长的故事，也不失为一种方式；到了《白雪乌鸦》，采用倒叙的方式不可能一下子进入情境，只能从王春申的一驾马车开进傅家甸开始，结尾也是用这驾马车结束──鼠疫过去了，这样写显得比较扎实。

    读书报：《白雪乌鸦》有历史感也有很强的故事性，很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

    迟子建：这本书刚在书店上架就有一家影视公司来找我洽谈改编事宜，我尽量交给可靠的人选去改编。《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电影已经拍完，目前正在后期制作，明年应该会公映，导演是位不出名的少数民族导演，主演是斯琴高娃。

    读书报：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白雪乌鸦》，你在两部长篇之间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好像你对中短篇写作情有独钟？

    迟子建：没错。即使在长篇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没有中断短篇小说的写作。而在两个长篇的写作之间，我每年一定会写写中短篇小说。

    为什么现在的很多长篇小说质量越来越走低？因为中篇或短篇能解决的问题，很多作者为了迎合市场而写成长篇小说。我觉得，不同的素材和灵感适合不同的文学体裁，比如《白雪乌鸦》这个题材，一个中篇小说不能承载，就得是长篇的篇幅。写作要依据素材量体裁衣，不能因为某种体裁得宠就去写，把适合做得体衣服的素材做成臃肿的长袍，作家要是那样披挂上阵是可笑的。

    读书报：你的写作已经进入成熟期，但这似乎也往往预示着突破之难？

    迟子建：无论写到什么程度，再往上走都有难度，这时良好的心态对作家来说就特别重要，毕竟写作是持之以恒的事。现在我每年大多时间待在哈尔滨和大兴安岭，也许是常年生活在北方，天高地阔，没有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么多的事情，不大被干扰，可以安静地专心写作。我是那种生活和写作都很有计划性的人，一旦进入长篇小说的写作会全身心投入。

    读书报：你好像深受苏俄文学的影响？

    迟子建：我非常钟爱俄罗斯作家，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气质，就是很少妥协。哪怕苏联解体了，还有拉斯普京这样的作家。他们保持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承，坚持文学性，很少环顾左右，成为俄罗斯文学中坚、俄罗斯的良心。很多时候，我宁可重读俄罗斯作家的经典作品，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些风靡全球的畅销书上。文学是艺术，更是灵魂，俄罗斯文学注重灵魂，他们的作家在写作上很少低头。

    读书报：能说说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

    迟子建：暂时还没有新长篇的计划，得休息休息，写写中短篇。中短篇的写作对作家来说是不能丢的手艺活，有时写个中短篇耗费的精力不亚于长篇小说。

    有些作家会觉得没什么东西可写，我有很多东西可写，心里还在酝酿一些未来可写的题材，就像粮仓里还有不少余粮。写作其实是不会穷尽的，一个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把光焰放大。我眼中的好作家，对外部世界既亲近，又疏离。一个作家精神的能量，决定了他能否将外部世界点石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