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的遗藏宜聚不宜散

    今年适逢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1880-1971，广东新会人）诞辰130周年。其文孙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智超先生整理出版了《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代史学大师的全部著作得以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与此同时，陈垣先生的另一项瑰宝同样也令笔者牵挂不已。这便是陈垣一生收藏的书籍和文物。

    陈垣一生酷爱读书，逝世时留有4万册的藏书和几百件的文物。陈的挚友伦明（1875-1944，广东东莞人）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曾赋诗称颂陈垣的藏书：“唐官补出石柱字，元代招来西域人。俯首王钱到遗墨，但言校例已成陈。”并在小注中说明陈垣藏书的特点：“君（陈垣）藏书数万卷，非切用者不收。较谈版本目录者，又高一等矣。”陈垣喜藏名人字画，尤富清代学者的墨迹，常以之为例，教导学生读书作文的方法。（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1971年夏陈垣去世，遗嘱将所藏图书文物捐献国家。其图书大多被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收藏，书画等文物则入藏今首都博物馆。

    据陈门高足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考察，陈垣的藏书经国图收藏后，曾专刻一图章——“陈垣同志遗书”，加盖于这批图书之上，其章刻工拙劣，内容不通。“珍善本入特藏，而一般古籍则插入各类，并无专室、专柜、专架之设，难免有流散之虞。”查阅起来十分不便。幸而有此拙劣的图章为标记，为我们还原陈氏的藏书带来了可能。（来新夏：《从“陈垣同志遗书”说起》，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7日）

    同样，入藏首都博物馆的文物也乏人整理。陈智超曾发现陈垣的一段题词草稿，始终未能找到具体出处。最后在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的提示下，于首都博物馆中发现。原来这是陈垣于1966年5月题写在清代学者汪中临《圣教序》卷上题跋的草稿。（陈智超：《千古师生情》，载《学林漫录》第17期）

    陈垣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经常在自己的藏书上写下自己的心得批语。陈智超利用这些批语整理出了《廿二史札记批注》、《日知录校注》、《鲒崎亭集批注》等陈垣未刊著作。国家图书馆的张廷银研究员也写成了《国图所存陈垣藏书中的批校题赠本》（载《文献》2009年第2期）一文，初步发掘了陈垣国图藏书的价值。

    整理著名学者的藏书还可以从中发掘其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如台湾学者王汎森就曾利用傅斯年遗留下来的个人藏书，指出傅的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不可能来自德国史学家兰克，从而否定了史学界长久以来的定说。其中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傅的个人藏书中几乎没有兰克的著作。（参见王晴佳：《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载《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如果认真整理陈垣的遗藏，自然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陈垣学术思想的脉络，澄清过去一些认识中的谬误。

    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博物馆应该立即着手整理陈垣遗留下来的这批宝贵财富，方便学术界研究利用，推进对陈垣学术思想的研究。同时，其他的图书馆、博物馆也应该加紧整理所藏学者的文稿、书籍、文物等，使这些已故学者的精神生命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