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独一无二的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30年来，伴随着深圳创造一个个经济奇迹，关于深圳的书写也特别地热闹。这其中，既有研究性著作，也有历史类著作，更有大量文艺作品。我们曾经从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这样“新锐的实验文本”体味深圳的先锋气质，也曾经从《外来妹》这样的影视作品认识深圳的独特形象；既从郁秀的《花季·雨季》感受深圳的青春阳光，也从曹征路的《问苍茫》辨识深圳故事的复杂性……这里我们无意一一介绍这些图书，只能遴选少量几本（主要是关于深圳历史的图书）予以推荐，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编  者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深圳发展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的最光彩夺目的一页。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的一个伟大创举。”（《人民日报》2010年9月7日）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最好注脚和最好范例，这里创造了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奇迹。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深圳的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她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一、深圳经济特区创造的“深圳速度”是不可复制的

    “深圳速度”就是深圳经济特区飞速发展的真实写照。

    当今世界许多城市的发展都引人注目，但是在短短30年时间之内取得了像深圳经济特区这样的高速发展的城市，是无法找到第二个的。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城市高速发展的奇迹。

    站在今天的深圳，人们很难想像30年多前这里是什么样子。那时的深圳是一个地处边陲的极其落后的小镇，没有什么现代工业，仅有的几十家小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不少居民纷纷逃往比邻的香港谋生是困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问题。深圳所在的宝安县，工商业都很不发达，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全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亿多元，是当时广东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建设经济特区才为深圳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深圳经济特区就是我国大胆探索改革开放和城市发展的伟大创举，也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特区之一。30多年来，深圳经济特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各项经济社会指标都大幅度提升。从一个偏僻的小镇一跃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经济以年均增长25.8％的速度迅猛发展，2009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201亿元，经济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万美元，在全国位居前列。2009年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80.82亿元，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现代化城市，各种评价机构和评价报告都给出了骄人的评价：据2010年英国伦敦对世界金融城的最新排名，深圳排名第9位，领先于上海（第11位）、北京（第15位）。2009年深圳人均GDP位列全国第一，全市GDP总量位居城市第四；结构竞争力、开放竞争力均位居全国第二，科技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深圳已经成为产业发达、交通便利、功能完备、设施先进、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大城市，不远的将来将建设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运输中心和旅游胜地。

    深圳经济特区的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证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早在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了深圳之后，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92年他又一次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在这里感受到了深圳的速度和特区的精神，仍念念不忘告诫大家：“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在离开深圳时，他还在对来送行的深圳市领导说：“你们要快一点啊！”（彭森等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379页）

    二、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重要窗口和“风向标”

    1.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

    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建立经济特区，就是这场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处处离不开这种革命精神。从原有的体制中走出来，需要这种革命的精神；从封闭的制度环境中走出来，需要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不知所措到探索出一条适合深圳的发展道路，需要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需要这种革命的精神。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曾生动地回忆了建立经济特区的那重要的历史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人们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旧框框的精神束缚，抬头向外看世界，观察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1979年4月下旬，广东省委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责成谷牧帮助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谷牧回京后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当谈到如何命名这些地方时，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时就叫特区嘛！(《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321－323页)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作为吸收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当时称“出口特区”。在1980年3月，谷牧吸收大家意见将“出口特区”更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自此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特区的深入发展和实际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特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从根本上确保了经济特区的顺利发展。事实上，每当质疑特区发展和反对特区建设的噪音泛起的时候，每当特区面临发展的困难和困惑的时候，都是党中央及时对特区加以引导，给予支持。经济特区既是特区人民艰苦探索、辛勤劳动建设起来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悉心维护发展起来的。

    正如谷牧所指出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经典里找不到，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实验。”(《谷牧回忆录》，第325页)建立之初，经济特区之“特”主要是指它实行的特殊的经济政策和不同于内地的经济管理体制。包括：特区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所有制结构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特区的经济活动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实行以国际市场调节为主；特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和企业享有更大的自主权；特区内投资的外商在税收、出入境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等等。这些今天看似很一般的政策措施，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和企业家来特区发展创业，使特区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格局和特点。例如，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1979年，深圳的进出口总额仅有1676万美元，其中出口930万美元，进口746万美元。30年后的2009年，深圳进出口总额高达2701.55亿美元，其中出口1619.79亿美元，进口1081.76亿美元。深圳外贸出口总额连续17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

    2.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风向标”

    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重要的战略抉择。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以坚定而有力的步伐，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对外固步自封、对内自我循环的发展束缚，走出了一条成功而光辉的道路。

    邓小平就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经济特区在建立初期的这种窗口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利用外资增强特区自身的经济实力，促进特区经济的繁荣、其外向型经济主体构架基本形成。二是通过对内联系、对外辐射，增强了特区的枢纽作用，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滩头前哨。三是推动了特区各项制度改革的深入，在劳动人事方面的劳动用工合同制、工资浮动制、干部招聘制；在基建方面的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基建工程的招标、投标、承包责任制；在金融体制方面的业务交叉和信贷、利率的改革，成立外汇调剂中心，逐步放开外汇市场；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承包、租赁经营、股份制试点，组建投资管理公司；在国有土地方面实行有偿使用等等，都给内地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时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经济特区正是这些方面吸收和借鉴的“排头兵”。

    深圳经济特区在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合作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直线上升。1979年外商直接投资仅为548万美元，30年后的2009年则高达41.6亿美元。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举世罕见的，这成为深圳高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特区的腾飞极大地震撼了世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对大陆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有了改变，特区成了港、澳、台同胞观察大陆政策的“晴雨表”。香港一些报纸评论说：“深圳经济特区的形象，已成为香港资本家心中最新的信息标志。”形成了“台湾看香港，香港看深圳”的格局，这对于稳定香港、澳门的人心和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促进台湾回归祖国都具有重大作用。

    三、深圳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转变的突破口和试验场

    1.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和否定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的很晚。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到1949年中国经济仍十分落后，现代经济相当有限。1952年中国的工业水平实际上仍低于1860年的英国、1890年的法国、接近于1910年的俄国。若按人均水平算，几乎落后于英国200年。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国选择了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和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并学习和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实施大规模的计划经济建设。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加之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趋严重，使本来可以发展的更快的中国经济出现了挫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功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1979年3月，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这对于当时还没有完全从“左”的思想禁锢中摆脱出来的相当多的人们来说是振聋发聩的。

    如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突破原有计划经济的限制，探索一条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一般要求，又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来，这个体制和道路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种体制和这条道路的先行者和探险者。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深圳经济特区“坚持锐意改革，敢创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2010年9月7日）

    2.深圳经济特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场

    深圳经济特区基础十分薄弱，深圳的计划经济因素也不发展。要想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只有在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突破。从深圳的实际情况来看，体制性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来自外部和上级，而不是主要来自内部。这就为深圳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构建经济管理体制、按照世界一般的发展规律来构建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

    例如，作为深圳经济特区重要组成部分的蛇口工业区创造了“蛇口模式”，成为最能诠释经济特区的典范。蛇口工业区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蛇口工业区被誉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船”，经济特区的“发韧地”。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创立了一个不靠国家投资、高速度、高效益的“蛇口模式”。它的鲜明特点是：第一，在引进上重视工业项目的开发，重视出口创汇能力。对于引进工业项目，坚持“五不要”的原则，同时对创汇能力低、不能打入国际市场的项目，不予接受。第二，重视运用经济手段，重视办事高效率。对外资企业较少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主要靠国家法律、法令和有关经济法规进行管理，办事扯皮少，时间观念强，并强调效率。第三，勇于创新路，大胆进行改革的探索。这包括实行党、政、企分开，给企业以充分的活力，并在劳动人事制度上实行招聘、选举制，工资制度方面推行岗位、职务工资制，与此相联系，实行职工住房的商品化、工程建设方面较早的实行工程招标承包制。第四，重视特区文化的建设。创建了一种适合特区特点的政治形式和民主风气，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并经常地调动群众关心特区建设的积极性。对干部的任用，采取民意测验，投信任票，对工业区管会成员实行直接民主选举，进行定期的新闻发布会，设置“投诉箱”，等等。

    深圳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经济特区焕发出来的干劲和勇气，使这里很快就成为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的聚集地，环境、人才、资本、技术、市场的巧妙结合，也使深圳焕发除了勃勃生机。

    当然，深圳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来自全国的检验，这种检验不是深圳实践的检验，而是全国各地、各个阶层价值观的检验。因此，在试办经济特区之初，邓小平曾寄语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一种决心、一种勇气、一种探索，当然也是一种无奈。因为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城市化建设上、对外开放上，深圳都是从原有体制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的撕开才真正解放了大家的思想。

    四、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者

    在我国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历史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经济特区，在全国广大地区，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凡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变革较彻底，较大程度和较大范围地引入市场机制的部门和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就十分显著，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很迅速。反之，凡是比较多地保留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传统体制较小的部门和领域，改革的成效就不明显，经济发展就比较缓慢。在这个问题上，谁觉悟得早，谁干得出色，谁就能发展壮大。

    相当长一段时间，深圳经济特区始终是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力量之源，人们论证改革开放正确与否、谈论改革开放必要与否、引述改革开放巨大成就，都会情不自禁的提起深圳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也是用铁的事实强有力地支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如果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艰苦探索的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挑战和时代压力，深圳经济特区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来。但决不能成为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决不能成为新中国条件下的“新租界”。实践有力地证明：深圳经济特区并没有成为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并没有成为“新租界”，深圳经济特区也没有向资本主义制度低头，也没有向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妥协。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建立特区本身，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积极探索和伟大创举。当然，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唯一的探索。我们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是说深圳从一开始设立就是在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道路，在这里把各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长处和优点尽量的吸收，创造出了独具自己特色的“深圳模式”；在这里把社会主义原则与要求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与经营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中国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做法；在这里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在这里很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发展，特别是推动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里经济现代化程度、社会文明的程度和公民的自觉意识实现了协调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典范之一，等等。这些方面都反映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