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王”难成曹操高陵铁证

    河南安阳西高穴二号墓墓主是否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存在激烈争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墓葬中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墓志和印章，却出土了铭刻着“魏武王”隶书字样的几块石牌和一件石枕。在肯定派的眼里，“魏武王”这三个隶书字是确定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铁证。在否定派眼里，“魏武王”这三个隶书字是伪造者露出的破绽，反而证明西高穴二号并非曹操高陵。

    8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范子烨先生的文章《“魏武王”：曹操高陵的铁证》。作者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援引（含转引）晋孙盛《魏氏春秋》、晋常璩《华阳国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宋沈约《宋书·五行志》、唐杜佑《通典》等一系列中古时期的典籍，其中都有“魏武王”的称谓，从而总结说：“显而易见，‘魏武王’乃是当时的人们对曹操的一种流行称谓。”

    笔者注意到，范文援引的典籍属于晋唐期间的。因此，范文所谓的“魏武王”乃是当时人们对曹操的一种流行称谓，这里的“当时”只能是晋唐时期，包括不了三国时期，更甭说汉末。换句话说，用晋唐期间典籍有“魏武王”的称谓，不能证明西高穴二号墓发现的石牌和石枕上的“魏武王”是合情合理的，是指曹操。

    曹操生时的爵位，先是魏公，后“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死后的谥号，先是武王，后是武帝。东汉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曹操病逝于洛阳，二月丁卯安葬于邺城西高陵，总共二十八天。三月改元，称延康元年。十月曹丕代汉，国遂号魏。十一月，魏文帝曹丕追尊曹操为魏武帝。曹操的谥号武王使用的时间很短，只有十个月。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短短的十个月中，对曹操的称呼只能是“武王”，绝不可能是“魏武王”。

    司马光《资治通鉴》使用爵位谥号非常严谨规范。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在此之前，司马光《资治通鉴》记事直呼曹操之名，如建安十八年，“春，正月，曹操进军濡须口。”在此之后，《资治通鉴》记事改称“魏公操”，如建安十八年七月，有“魏公操纳三女为贵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朝廷进魏公操为王。该年五月以后，《资治通鉴》凡记曹操事，一律改用“魏王操”。如这年十月，“魏王操治兵击孙权”。“魏王操”这个称谓一直用到曹操病逝前夕。《资治通鉴》用“武王”的谥号称曹操只有两处：一是“黄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再是“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以后，再称曹操，就是“魏武帝”或“太祖”了。

    然而，范文说：“曹操去世后，谥号武王，所以由魏公到魏王，再由魏王到魏武王，这种称谓的变化是很自然的事，何必要等到曹丕称帝后才能冠以‘魏’字？”又说：“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在洛阳病逝，二月丁卯，葬于高陵。魏武王的称谓应当是在下葬前的一个多月内（此处作者误算，曹操病死到下葬仅二十八天）由汉献帝赐给的，因此，出土文物上‘魏武王’这三个字，恰好是西高穴村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的铁证。”

    笔者认为，范文的推论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作者不了解汉代礼制和谥法，全凭主观推测所致。魏公、魏王是曹操的爵名，显名，生时所用；武王是曹操死后的谥号，冥名，死后所用。有了冥名，显名就不再用。二者混用，称“魏武王”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违反礼制。这个问题已有专家指出。再从谥法上说，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根据人物的行为业绩，赐予相应的嘉号是谥法的基本原则。曹操一生，平定黄巾，讨伐诸侯，汉献帝认为符合“克定祸乱日武”的规定，所以赐给曹操武王的谥号，以表彰他为维护汉室立下的赫赫武功。这正是曹操死后至曹丕代汉之前，史书记载当时对曹操只称“武王”，而不称“魏武王”的真正原因。曹丕代汉，国遂号魏。曹操是魏国的实际缔造者，立下开创江山的赫赫武功。这才出现了“魏武王”、“魏武帝”的称谓。“武王”和“魏武王”的含义大相径庭。曹操葬品中出现“魏武王”的字样，不合时宜。所以，“魏武王”难成曹操高陵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