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1913年，李大钊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目睹苍凉破败之景感慨赋诗：

    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圆明园，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永无止息地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唤起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愫，围绕圆明园的伤悼、自省、图强等等话题也一直未曾消歇。2010年是圆明园罹难150周年，本刊特邀圆明园研究专家叶廷芳、汪荣祖先生进行对话，发掘“万园之园”的奇与美，还原园林盛衰背后的历史沧桑。

　　■主持：吴子桐

　　■嘉宾：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汪荣祖（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

    吴子桐：法国文学家雨果曾说：“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集于圆明园。”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为“万园之园”。圆明园的建筑艺术、园林风格在中国建筑史、园林史乃至世界建筑史、园林史上具有怎样的价值与地位？

    叶廷芳：圆明园肯定是世界园林艺术的一绝，东方之最。在欧洲，法式花园占优势，但是这种花园，美则美矣，但大多一览无余，没有含蓄。圆明园这样辉煌的园林艺术不仅是“东方之最”，而且是“世界之冠”，体现了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最高智慧的结晶。圆明园诞生的前提是多位中国皇帝的无限欲望和无上权力，以及几亿人口的经济实力，还有几代工匠的智慧。

    圆明园完全符合古代和现代的建筑科学和美学的要求，不仅有丰盈的水为“底色”，更有层层的山相护卫。圆明园的104个景点（圆明园44景；长春园和绮春园各30景）固然繁多，但却“繁”而不“烦”，她力避千篇一律，寓“繁”于“变” 之中。一百多个景点，其大小、形状乃至建筑形制千差万别。圆明园把中国园林那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园中园”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穿插了我国南方各地园林的精华，甚至还把欧洲与古典主义唱反调的“怪怪的”巴罗克建筑也搬来。这些异地和异域的景观给人以新鲜感，成为圆明园整体艺术构思的美妙“花边”和点缀。

    汪荣祖：中国园林艺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至建造圆明园时，登峰造极，我在拙著《》已经述及，无须赘言。不过说“圆明园被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则是西洋人的误解；其实，整个西洋楼只是圆明园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尔赛宫的海宴堂又是西洋楼的一小部分。雨果没有到过圆明园，他主要谴责西洋文明中的霸道与残酷部分，在西方常有反潮流的“良心”人士，发出道德的怒吼。美国文豪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一篇题为《致蹲在黑暗里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里，也声讨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夺，也指出以文明自傲的西方人，竟像野蛮的强盗。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八国联军的二度破坏，不会导致圆明园完全成为废墟。

    吴子桐：圆明园被毁是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压的一个最好写照。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封建体制无法对抗近代西方的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是历史的必然。但圆明园被毁，是否带有某种偶然因素？圆明园罹难的悲剧，对当代中国有哪些启示？

    叶廷芳：在中国统治者的传统观念里，自己是中央之国，周围国家都是“蛮夷”，1793年英国借给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派由70人组成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商谈，要求派驻大使，觐见皇帝。想不到乾隆皇帝却要对方按照中国礼节向他三跪九叩。一个大国的君主居然不知道这点起码的外交常识：人家是代表他的国家来的，他若向你下跪，那岂不变成你的附属国了？马戛尔尼按照外交礼仪行单腿屈膝礼，坚持了外交原则，又不失尊严。不难想象，马戛尔尼回去汇报后，引起一片哗然和愤怒。其实，那一次英国人的来意还是友善的。他们带来了不少礼物，主要是科学仪器、先进的工业产品甚至包括先进兵器如后拉线炮等，是想促进我们开窍并仿效的。当时乾隆皇帝年迈迟钝，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些礼物意味着什么。有大智慧的人可能会从这里引起反思、醒悟从而发现中国可能太不了解世界，要落后了。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前夕就有这种顿悟。

    提起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欧洲大量传教士派到中国来，对中国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是进取性的文化，也是出击型文化。它有工业做后盾，物质力量很强大，你看建筑上就表现出来：他们总是建造那种非常笨重的、但也是非常牢固的、永久性的石头建筑，不惜花一百年、两百年来建造，而且他们喜好的那种几何造型，一竖一横，清清楚楚。与西方人相比较，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比较柔韧、含蓄或内敛，是防守型的、封闭性的文化。西方人在进取心的推动下，借传教主动跟你联系，想跟你做生意，经过一百年的努力，我们迟迟没有反应。你一再闭门不见，于是他们就考虑“先礼后兵”，用武力来强迫你接受了！因此鸦片战争有它的必然性，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与封建主义统治者的行为逻辑矛盾的产物，也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所决定的两种文化相冲突的结果。

    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以法国百科全书学派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说全部对中国满腔热情，非常友好。但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反启蒙运动的一代，即代表殖民出击势力的一代起来了，那时候他们派来的一些传教士、考察团写的发回去的报告都讲我们的缺点、负面的东西。西方人对中国以及对启蒙运动态度的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新兴的上升阶段已经过去，向我们“施礼”的阶段也随之结束，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势力已占了上风，他们已经箭在弦上， 正在制造舆论，准备出击了！这就是鸦片战争前的形势。

    英帝国主义者利用罪恶的鸦片输出找到了导火线，终于用炮舰打开了我们的大门，迫使清朝政府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上海等港口。但清王朝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以为条约可以拖、可以赖，最后可以使它们成为一纸空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就曾给下面下达命令说：订条约不过做做样子，不一定要贯彻执行。殊不知工业国家已是普遍法治社会，契约意识很强，你签订了条约就不能食言，我们的农业思维是散漫性的，因此1858年签订了《天津条约》后又想拖拉、抵赖，结果给对方发兵提供了口实，反而挨了人家更重的一拳，打得咸丰皇帝吐了血，不仅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烧了自己珍爱的皇家园林，在签订《北京条约》时更是人家要什么给什么。真是奇耻大辱。

    汪荣祖：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见到了乾隆，照中方文献还行了跪拜礼。英国人当然不承认，但据我的考证，的确是下了跪；不然乾隆不可能会见他。这件事正说明问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两个不同体制的冲撞。西方的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一千年的演变成为“列国”（民族国家），而清帝国仍然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按照中华体制，见皇帝要下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故意屈辱。我们可以责备清朝皇帝不明世界情势，但怎能期待皇帝为了见一个外国人而破坏自己的体制?我想也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会破坏体制去见远来的客人。体制碰撞，两不相让，最终只有诉诸武力，被打败的体制才会不得已而接受新体制。在这个必然的大趋势下，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

    英法联军之前，清朝在威胁下已经接受英方的“修约”。所谓“修约”，事实上是《南京条约》十几年之后，英国想增加利益条款。清廷虽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但问题出在如何进京换约，英方不肯接受清政府指定的进京路线，而且还要求几千兵马同行，当然会引起咸丰皇帝的疑虑，因而和战不决，和议的价码节节升高， 最后还是以战决胜。法国因传教士命案而与英国联手，好像是偶然，其实不过是借口而已，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可得，不可能为一件偶发的命案而劳师动众。中国的再次屈辱是军事科技落后的必然结果。

    吴子桐：额尔金一定要烧毁圆明园，是否也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发生？

    叶廷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必然的，但圆明园的被毁是偶然的。两次导致严重后果的偶然性“走火”都发生在一个人物身上，即有皇亲身份的军事重臣僧格林沁。此人有勇无谋，无视国际惯例，先后两次耍小计谋而误大事。一次是1859年6月，英法联军在舰队护卫下准备来天津就《天津条约》换约。僧格林沁在大沽一带伪装埋伏，诱使英法联军放心上岸，然后给予突然袭击，击毙对方400多人，加上法国一位传教士被杀害，致使英法联军增派两万远征军前来讨伐。僧格林沁则恃上次胜利而轻敌，而不虑双方武器悬殊。在八里桥决战大败后，英法联军派巴夏礼为使者，率38人举着白旗前往清军营地谈判。但僧格林沁这次又公然不顾“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竟然将他们扣为人质，而且关进圆明园内的大牢，进行残酷的肉体摧残和虐待，最后只有一小半即19人活着被放回。这引起英法联军不可遏止的暴怒，决心毁掉中国皇帝的这个享乐窝，给予皇帝一个永劫不复的伤痛！我相信，假如京津地区的统帅不是这个鲁莽的僧格林沁，后果不会是这样。这是内因引发的灾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除了报复大沽遭袭的一箭之仇外，它的直接目标，根据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的谕令是两个：一是迫使清政府兑现《天津条约》的换约义务；另一个是迫使清政府接受英法两国向北京长期派驻使节的要求。鉴于当时太平天国起义，英法统治者当时也不愿意推翻清政府，明令不准他们的军队攻击皇帝的宫廷，也没有指示他们烧毁圆明园的计划。所以如果没有人质事件使额尔金和他的主子失去理性，圆明园是不会毁灭的。但额尔金也没有充分理由利用人质事件为自己的滔天罪行辩护，因为他代表的是他的国家的侵略军的行为：没有英法联军的入侵，就不会有大沽口炮战，也不会有八里桥战役及其引起的人质事件。再说，任何皇家建筑是公认的国家财产，当时中英和中法并没有进入正式交战状态，英法军队大规模的抢劫和焚烧是史无前例的，即使“二战”末期美英联军为报复德国而大规模轰炸的时候，每个飞行员都带着长长的一串被保护目标的清单。因此额尔金将永远站在历史的审判席上。

    汪荣祖：事实上，当时尚未换约，没有履行条约的问题，英国人为换约不遵守清廷指定的路线，强要选择经过大沽炮台的路，而且还要带大批军队同行，不仅是“失礼”而且也不符近代国际关系的准则。英国征服了印度，但是征服整个中国并不容易。清帝国毕竟从中央到地方仍有完整的政治结构，整个征服，谈何容易？就是19世纪末的“瓜分中国”，最后也未完全得逞。据我的观察，英法得到经济利益后，急着签约撤兵，因严冬即至，补给困难，旷时日久，可能生变。恭亲王也急着想要外国军队撤走，不惜答应任何条件，连原不相干的沙俄也获得大块土地。 

    当和谈最后破裂时，巴夏礼为首的代表们想逃跑才被抓当人质，抓人质在西方也是常见的事。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监狱是很不人道的，虐待俘虏的确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要治外法权。但洋人不能有双重标准，英法联军也抓了通州县丞，而且死在他们的狱中，更不必说联军对无辜百姓的不人道待遇。李慈铭在北京目击联军虐待中国妇女，吴可读日记中也有记载。战争毕竟是野蛮的，但野蛮不是你的或他的，而是双方的。

    我认为所谓虐待俘虏激怒英国，只是火上加油，并不是火烧圆明园的最主要原因，因额尔金发现咸丰皇帝如此珍爱圆明园，他白纸黑字明言，他烧圆明园就是要使中国皇帝感到痛。我觉得还有一层原因，因在烧毁之前已把园内最好的东西抢劫一空，一把火烧了，使被抢的珍宝无法追索，未尝不是一种灭迹的行为。 

    吴子桐：法国著名作家、报人、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2003年推出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一时间在西方引起轰动。二位对于这本书作何评价？

    叶廷芳：布立塞这本书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他运用了很多西方人写的著作，包括多位亲历者、目击者写的纪实材料，颇为可贵。只是我感到他似乎较明显站在法国立场，尽量减轻法国责任，把责任推到英国人身上，说法国仅仅是为一位传教士被杀报仇，恐有偏袒的嫌疑。10月17日英国使臣兼联军总司令额尔金向咸丰皇帝发出纵火的最后通牒，必定是取得法国同意的。回国后，法国军队也像英国军队一样，挑选出上千件抢来的珍宝送给法国皇帝和皇后。 

    不过总的说来这本书是值得肯定的，反响也不错。他尽可能摆出他掌握的事件的全部真相，是非曲直让读者去评说，他自己没有作多少分析和评论。此外他也认为焚烧圆明园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一判断是对的。上届法国总统希拉克也很推崇这本书。书中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特别是人质事件的内幕、无耻而傲慢的额尔金率侵略军开进北京城那种趾高气扬的威风、街道两旁同胞们那种麻木的“看客”的表情以及那破烂的房舍与肮脏的街道，确实令人感慨唏嘘，启人自省。特别是最后签字时侵略者要什么给什么，甚至连两万侵略军的军费共50万两银子也要中方赔偿，这实在太耻辱了！

    汪荣祖：布立赛的这本书是目前叙述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抢劫与烧毁圆明园最详尽的一本书，颇有参考价值。我同意叶先生所说，作者是法国人，不免偏袒法国。公平地说，抢劫是英法一起干的，不必分先后轻重。法国人的确不赞成烧圆明园， 因认为不应用暴力来对付一座和平的皇家园林；不过，又说要烧的话，应该烧紫禁城里的皇宫，因那是中国发号施令的中心。所以雨果说得对，英法是两个强盗。烧皇宫还是烧圆明园只是两个强盗之间的争辩而已。恭亲王在火烧圆明园之前已经完全屈服了，并一再请求额尔金别烧，反而增加额尔金烧毁圆明园的兴趣。这位作者觉得火烧圆明园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不容易。从前以及现在仍有不少中外人士认为圆明园是皇家的园子，干老百姓何事？他们忽略了圆明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实质文化的呈现，而一个文化在暴力下消失，不仅中国人要关切，全世界爱好文化的人都应该关切。对中国人而言，圆明园被外力摧毁当然是一国耻，以此激励民族感情也无可厚非。

    吴子桐：圆明园的万劫不复，对于当时的清政府、士大夫以及一般民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这一类大的历史悲剧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有什么影响？

    叶廷芳：对于清政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仅不得不接受大量的赔款和其他许多苛刻条件，而且心灵尤其受到重创，咸丰皇帝气得吐了血，而且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直到十几年以后，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仍耿耿于怀，一度竭力想修复它，哪怕一部分。无奈国力实在不行了，只得作罢。但清政府的大臣们好歹也领教了洋人“船坚炮利”的厉害，决心也来搞工业，“办洋务”。我参观过清代末代状元张謇奉张之洞之命在南通办的“洋务”，那真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包括教育、邮电、航运、博物馆等等，连他自己盖的住宅都是英国式的小洋房。对于广大知识界和具有爱国意识的老百姓来说，痛惜的倒未必是圆明园毁灭本身，而是从圆明园的毁灭中看到祖国居然从一个曾经令西方如此景仰的伟大国度逐步地衰败到如此落后、愚昧、封闭、不求上进、对世界一无所知，最后竟然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从而惊醒起来，更加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思考突破现状的办法，进而导致了后来的维新运动和革命政党的建立。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给中国人额头上击了一猛掌，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和革命意识，加速了腐败的清政府的垮台。

    汪荣祖：咸丰皇帝英年早逝与伤悼圆明园不无关系，对慈禧与同治帝的打击也可想而知。一般士大夫如史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北京茶楼看到天边浓烟，知道圆明园起火，不禁痛哭出声。这决不是“孤例”，康有为在巴黎看到圆明园遗物也感到伤心，直到最近海外有一位华裔女作家张纯瑛来到圆明园废墟也不禁流泪，称之为“中国的哭墙”，可见150年来中国人的伤悼之情并未稍衰。当然伤悼之余要能理性思考，必须认知到国家没有实力，必然招辱。圆明园兴盛的150年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崛起”，然而没有武力作后盾，这个“文明”活生生地倒下了。大国崛起如果没有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崛起，也就没有崛起的基础，又如何谈文明或文化的崛起。

    吴子桐：对于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近年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72．1%的网友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持明确反对态度。西方历史中也有许多著名的建筑被毁，西方人更倾向于用保存遗址的方式来纪念。二位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叶廷芳：圆明园遗址是当年外国列强武装侵略中国的最残暴一幕的“作案现场”，是中华民族最后那段苦难历史的“大地纪念碑”，是最鲜明、最有力的历史见证。因此一定要完整地把这个废墟的面貌留住。我强烈反对修复之类的主张和行动。有人说，修复是为了“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以体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非也！艺术的价值在于原创，美是不可重复的！

    汪荣祖：我是最早不赞成重建之一人，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东西，更何况即使有钱重建，也无那种重建的手艺，请看珠海的圆明新园，真是不堪入目。我完全同意叶先生反对修复的意见，也很高兴知道72．1%的网友反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 

    吴子桐：现在圆明园遗址的管理上有什么问题？世界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与管理具有哪些借鉴意义？

    叶廷芳：首先我认为，圆明园管理的难度是很大的，比颐和园、天坛公园等的管理难度都要大，因为她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场所，也不同于一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是一个身份特殊、内涵丰富的考古和研究的对象，而且牵涉到多学科的门类：建筑学、园艺学、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美学乃至文学等。这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还需要反复的论证。

    针对这样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最好增加圆明园管理处专业人员、提高机构级别，直属于北京市政府，最好是国家文物局。圆明园的管理应该多听文物专家的意见和社会呼声，更应与国际通行的理念和规范接轨。我国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圆明园就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因为只有把地下遗存清理出来，才能让遗址充分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汪荣祖：如何保护好遗址当然是在圆明园管理上最重要的事，主其事者不仅位阶要高，而且要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才不致流于俗套。作为遗址公园必然有所整修，但宜保持遗址的悲壮氛围，尽量减少作为旅游的商业色彩。

    吴子桐：现在圆明园主要作为一个民族内部的纪念，英法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1860年的悲剧，从这个情况来看，重提历史、铭记历史，是不是比恢复遗址和追回文物更有意义？

    叶廷芳：像北京这样一个千年古都，应该有震撼人心的建筑废墟立在那里。圆明园遗址恰好是最有价值的典型。圆明园的教训不光是英、法、中三个国家的教训，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教训，她警示人们对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不应该毁灭它。西洋楼只是圆明园当时上百个景观中的一个。但是现在性质不同了，它成了圆明园遗址最鲜明、最强烈的标志，她的存在是圆明园那场大劫难的永恒的无声控诉。我每进圆明园，向西洋楼远远望去，就不禁鼻酸：我仿佛看到一个重残的小孩，他的一家人在一场劫难中都被强盗们杀死了，唯独他受了重伤活了下来，现在他正向人们叙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灾难……

    现在不仅英法青年不知道这段历史，甚至法国的雨果研究专家，你向他提起当年雨果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他都茫然不知。这是我的朋友程曾厚教授的亲身经历。你想，对于外国人，是把圆明园修复了，让他们来欣赏中国昔日的皇家园林的辉煌好呢，还是请他们来倾听这废墟的无声控诉好呢？

    汪荣祖：我觉得铭记历史与恢复遗址和追回文物是两回事，没有必要比较轻重，尽可同时进行。铭记历史不仅铭记圆明园的历史，牵涉到当今“史盲”的问题，今日有太多的人不重视历史，很多年轻人对历史也不感兴趣，历史知识也愈来愈浅薄，不仅中国，全球都如此，值得我们正视。

    木刻版画《圆明园正大光明殿》，Thomas Allom绘，Brandard刻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汉对照），汪荣祖著，钟志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定价：6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