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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9月15日 星期三

    出版史的叙述模式

    元 尚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15日   14 版)

        图书史一直是图书馆学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专题领域,与目录学、版本学和文献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性的专题史,似乎是很晚以后才有的事情。在中文语境中,它很有可能就是从目录学、版本学和文献学中脱胎而来。因此我们看到的中国古代图书史方面的著作,很像这三种学科内容的综合,或是按着朝代顺序汇编文字。这与二十四史的编撰模式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图书史的编撰就是二十四史中艺文志、经籍志的扩写版。这固然与史学叙述习惯有关,更与史学观念有关。近两年随着西方图书史著作的译介,这种情况才稍稍有了一些转变,我们才可以看到图书史不仅仅是一种描写与叙述,而且还是一种思考。图书史也不仅仅是图书出版印刷品罗列的历史,而且还是阅读、发行与传播文化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历史。它从狭隘的图书馆学中走出来,走进历史学,走进社会学,走进传播学,走进文化学,走进阅读接受的领域。

        200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昌杰翻译的加拿大小说家、翻译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5个月后又出了第二次印刷本,此书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2005年的头一个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阳等人翻译的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图书史专著《书籍的历史》。2005年末三联书店出版了叶桐、顾杭翻译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专书史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隔了整整一年,2006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鸿志翻译的法国著名学者费夫贺与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起源》。在短短四年中,国内连续出版了四部西方同一主题著作的中译本,这在出版界算是比较罕见的。

        这四部西方图书史作品,分别代表了西方学者们对于图书出版史的四种叙述视角和四种编撰模式。这四种模式明显地受到当时人文思潮的模塑,接受美学、法国社会学和历史年鉴学派的影响可以从这几部书中得到很好的反映。人们对于图书出版史的思考,从单纯的印刷出版角度,向着更加广阔的空间拓展着。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印刷技术給人们带来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人们还要反思图书出版在历史中的真正作用。人们也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审美观感享受,而是要进入图书历史和它所曾经处身其间的社会,考察图书运动在社会中的真相。真相并不是像人们所习惯的那样,是一个现成的摆在那里等待人们去认识的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显像出图书出版的不同历史真相,这种意义上的真相,其实就是图书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这种作用和价值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快感与思考享受。

        《阅读史》是最能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受的书史叙述类型,该书中译本的出版曾引起媒体对于个人阅读史的极大关注,然而却没有真正理解,阅读史对于图书出版历史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效果史。书中第一章就引述了本雅明的话说:“我最早念到的几本书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现今对书本的所有认识都是来自当时能够敞开心胸,随时迎接书中的东西。你不是读完书本;你居于其中,在它们的字里行间,在一段时间之后重新打开它们,在你驻足的地方让你自己惊奇。”《书籍的历史》一书的叙述模式和《阅读史》比起来,其叙述视角就显得宽阔的多,如果把前者的个人阅读看作是微观的书史叙述模式的话,那么《书籍的历史》就属于那种宏观叙述范畴了,不过不要误会,它和我们常见到的国人所著的那种书史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文学、技术、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中,来叙述图书出版历程的,国人著述的缺点和它一比,就显得很明显。从社会史拿来社会概况,再加上历史上出版的名著或著名版本介绍。既看不出社会对图书出版的影响,也看不出图书出版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书籍的历史“如同媒体史”,它首先构成的是经济史,其次是文化史与文化活动,同时它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是社会等级的历史。”所以图书的历史不仅仅是作为物质存在物的图书的历史,我们在这部书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接受理论”“社会历史学”的影响与影子。这样的叙述模式,让我们看到了书籍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复杂推动作用。《印刷书的诞生》则是法国年鉴学派对图书出版史叙述的最大贡献。从手抄书到印刷书,该书不仅讲述了印刷的技术演变,还有专章叙述“书籍生意经”,其中涉及了我们今天常说的发行量,图书交易、交易方式的问题,最有趣的是,还讲了侵权、检查制度和禁书,法国18世纪就禁过书,它的结果是反而“造就了法国边界附近许许多多专印禁书、盗版书的印刷商,......‘启蒙哲人’的著述,即在他们手中印成。”正是年鉴学派的独特角度,是这种带有该学派特色的书史叙述模式得以获得成功。《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则是一部图书出版史中的专题类型的著作,该书中译本出版后,评论文字不少,不再多说,只说书的标题中最显眼的两个字“生意”,图书出版首要的是一种生意,其次才是文化产品。有评论者(我忘了是谁的评论文字了)说,大意是这样说的,希望让文化回归文化,生意回归生意。其实从生意的角度来叙述一个专题图书出版的历史,是最好不过的角度。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国人,也有一个很好的专题,即《四库全书》出版史。它也是一种生意,只不过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而已。

        西书史可能不限于这四种叙述模式,不过有了这四种模式,就已经很开阔我们的眼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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