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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9月15日 星期三

    作家访谈

    万方:走向缓和是一个必然

    本报记者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15日   11 版)
    《纸饭馆》,万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28.00元

        作家万方家附近有一条美食街。每到夜晚来临,霓虹闪烁,一家家饭馆灯火通明,人满为患。这时候每每在街上穿行,万方心生恍惚,觉得万物众生都盛在一只大碗里,而这碗就是人生舞台。一个真实又虚幻的名字猛地冒出来,变成了今天的《纸饭馆》。

        此书距离《香气迷人》已有八年。从《空巷子》、《空镜子》、《空房子》到《纸饭馆》,在这矛盾与虚实变幻中,万方对于爱情、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解读?

        “我写着写着,发现所有女人的骨子里都是相同的,都有对感情、对爱情的渴望,这种渴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力量,就像黏合剂一般,让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她说。当她的思考和困惑在《纸饭馆》中慢慢通过笔下的人物流露,带给阅读者的,却是关于生命的温暖与慰藉。是的,人活在世上,某些困惑无法解除,而某种情感是生命中无可替代的力量。

        读书报:这部长篇的写作用了八年时间吗?

        万方:《纸饭馆》这个想法已经很多年。最早我特别想写一对姐妹,她们有极为不同的生活轨迹。后来一想我都写《空镜子》了,不能再写姐妹;我又想写一对兄弟,已经在琢磨写了一些提纲,余华忽然出了一本《兄弟》,我想不管怎样不能再写兄弟了。但是一直在脑子里琢磨,想了八九年,最后想到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就像生活的河流,每个人都是一条河,他所携带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冥冥之中,由于内心的激励,或者是自然力的驱使,都逐渐流向了一条共同的河床。我对人生有这么一种感觉,这可能是与人的经历有关吧。

        读书报:《纸饭馆》塑造了一个对男人很有“杀伤力”的女人尤玲。这和您过去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不太一样。

        万方:尤玲是和我自身比较有距离的一种女性。我发现生活中有一种女人,长的并不是多么漂亮,可是她对男人就是有一种吸引力,我特别想琢磨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是怎么能够做到这点的。有时候我觉得很神秘。在创作尤玲的过程中,我也在琢磨这样一种女性,她的生活轨迹,她和男人的关系,她对于婚姻、对于爱情是什么样的感受。

        尤玲更多的是我的一种想象,当然也不完全是想象,我内心里也有尤玲的这样一些成分在里面,每个女人心理都有那种特别想疯狂的心结。  

        读书报:这一种女人的爱情观和一般的女人有不同吗?还是本性如此?

        万方:我也想到爱情,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什么。有一类女人完全从物质出发,但是我觉得尤玲不是。真正有魅力的女人不是完全从物质出发的。尤玲内心有最本真的东西,每次投入她总是让自己信以为真。真正投入也好,为了某种目的投入也好,她情不自禁会把自己的生命都投进去。但是在她一次次的经历之后,爱情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还有没有。我自己也觉得困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在这本书里是不是有了答案。

        杜拉斯说过“你可以没有情人,但是不能没有对爱情的嗜好”,这句话说得很好,实际上说明爱情成了一种嗜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成了一种习惯。尤玲后来就是这样,人老珠黄了,还会对男人有兴趣,搞一些网友们聚会,失去成为中心的光彩她感到不甘心、很失落。

        读书报:您的作品在展现人物的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变迁。

        万方:这本书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这个舞台使尤玲有一个极大的展现的机会,要不是在这个年代里,尤玲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而且我写的时候,有一种对于30年的那种感受。时间过的飞快,这个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在写作的时候,尤其对这一点有非常敏锐的感受。经过了那么多之后,又回归到一种像涂刚和尤玲那样的生活状态,而已经经历了那么喧闹的风风雨雨也好,惊涛骇浪也好,最后又回归到风平浪静。

        读书报:您说自己小时候比较“贪玩”,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万方:写《杀人》的时候。开始写的时候我想的特别好,后来我自己跟自己说:难道我只能这样,不能写得再好了吗?后来写着写着,忽然有一天,我觉得写出来挺好,从那之后我没有那种“怎么就不成”的感觉,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标。所以写作是像谜一样的事情,你也不知道怎么学会的。

        读书报:《杀人》在《收获》上发表时,是作为自然来稿吗?

        万方:李小林退过我的稿,她不讲关系,所以我对她很敬佩。你写的不行就退稿。《杀人》发表前我已经在《收获》发过两篇,第一篇是写自己,基本是从自我感受、自身经历出发的《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改了不知道多少次;还有一篇《真情易受》,改了不知道多少回。这种修改的过程也是学习写作的过程。《杀人》寄给李小林,她提了很少的两处修改意见,并且用了头条。我特别高兴。

        读书报: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有30年,《空镜子》之前您的创作有一点残酷或者凶猛的色彩,为什么到了《空镜子》开始变得平和宽容。能否谈谈自己创作风格的变化?

        万方:可能跟经历有关,实际上跟人生的年龄段有很大关系。我觉得生活是不断妥协的过程,在年轻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种对抗的态度。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因为你心里有冲劲,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你就会很对抗。但是随着你不断地在生活中磨炼,你会发现你是在一步步的妥协,有些东西你不得不接受。所以到《空镜子》的时候,我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我变了。内心燃烧的东西还有,比如前些时候话剧《有一种毒药》,仍然有强烈的、极端的东西。但是真正在创作中,更多地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态度。

        在《纸饭馆》里,最终我还是走向缓和,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今天很多年轻的作家在对人对事上,从最尖锐的、最激烈的态度逐渐走向一种平和的趋势,这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的一条路。有些与社会绝对不融的态度,是不可能持久的,你肯定要被社会所吸纳,然后你也要跟社会有一种相融的态度,这在写作上都会体现出来。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人写透,把作品中的每个人写透特别重要,起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读书报:您的写作状况是怎样的?小说戏剧是怎样不同的创作心态?

        万方:我的生活特别单调,早上起来,遛完狗就坐在电脑前写作。小说到下午是写不了的,因为小说要拿出你最棒的精力,我上午只写三个小时,就写2千字。最好的感觉是,你写到这儿觉得底下挺好,还有的写。

        写小说要自由得多。我被小说所限制的是文字,比较在意文字感,怎么把感受和人物用文字表达好,这是一种限制。但是毕竟文字的组合是极宽阔的。戏剧被限制在一两个小时、被限制在几十平米的空间里,这个限制又是它的魅力所在,你时时刻刻被限制挑战着。可以写小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可以写戏剧的东西……起码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很少。戏剧让我更满足,因为你可以坐在观众席里,感受到观众对戏的反馈。

        读书报: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万方:我手上有一些上世纪40年代时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情书。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一个“第三者”。这个事情特别让我困惑,采访我的人很多,所谓采访就是采访我父亲,问我父亲怎么回事,我可能是最不配合的。我觉得情感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我不愿意多说。

        近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有一种纠结,就是我母亲的身份,这个对我可能是一种障碍。但是到了今天,我写了这么多东西,应该说这一切我看的挺清楚了,我现在有点下定决心来突破这个障碍。我从心里是非常非常理解我父亲的。所以我觉得,要调整好自己,希望写好关于我父亲这部分。

        万方出生的那年,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父亲曹禺是人艺的第一任院长,万方从四五岁起就被父亲带去看戏,从小耳濡目染,并最终将写作变成了终生的职业。 

        目前,万方改编的话剧《有一种毒药》正在上演,今年适逢其父、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万方不仅再度拿出这部作品,还特别让自己的儿子苏蓬担任导演,不仅是为了纪念父亲,更多的也是在续写着她和万家人的“女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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