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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世英，1921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任南开大学哲学系助教、教员，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天人之际》、《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
在战火纷飞中读完高中
武汉是1938年沦陷的，沦陷之前那个时候我才念到了高一上学期，许多像我这样的青年都不知道何去何从。当时的湖北省主席陈诚把武汉的所有初中、高中都集合起来，组织成了“湖北联合中学”，然后把各个学校变成联合中学的分校，迁到鄂西的山区里。日本人都已经打到九江了，陈诚就用公费把我们运到鄂西。
武汉沦陷的头一个礼拜，我离开武汉。当时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连人力车都没有了，人们都从汉宜公路往宜昌那边撤退。我坐招商局的轮船，从长江走了一个礼拜到了宜昌，到宜昌的第二天，报纸上就登着八个大字：“焦土抗战，武汉大火”，说明日本已经进到武汉了。满街的孩子在那儿哭，很多孩子比我小，我当时以为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我在宜昌没待几天，就坐江轮从宜昌到巴东县，到了“湖北省联中的高级商业分校”借读一年。在途中，我们的行李如棉衣、棉被等都用网篮装着。因为船上挤得一塌糊涂，国民党军队一个团长的太太把我的网篮踩破了，我就跟她理论，她说，我就要踩，你能把我怎么办？团长的副官、卫兵就来抓我，还抓着我的领口威胁我。到巴东县以后，我说我要上厕所，然后跑掉了。他们连学生都这样对待，这使得我对国民党恨得很厉害。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要分文理科，我从小语文、数学都很好，但兴趣在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科班，也为了上大学能读理科。抗战时期，学校里面的政治气氛非常浓厚，当时学校的学生多半都分成两派。有的学生是搞地下工作的，属于左派，成绩都比较好。我虽然是个中间分子，但我的朋友都是靠近共产党的。国民党下属的三青团团员属于右派，那些人成绩都很差。
三青团有个负责人，成绩不好。考试的时候他坐我旁边，有一道几何题目不会做，就叫我帮他，我就先叫他画一个等腰三角形，他居然问我等腰三角形是什么，画不出来，于是下课我就骂了他“笨蛋，连等腰三角形都不知道是什么！”。等到毕业的时候，学校开始逮捕共产党。他把我开进了黑名单，等到高中毕业会考（在建始县城里会考）完了后，一个进步的同学告诉我说，张世英啊，我们已经进了黑名单了。我就很纳闷，他是进步的靠近共产党的人，我是中间人，怎么把我也开进去了？那个进步的同学说，确实有你的名字，咱们赶紧往重庆跑吧。由于考大学（高考）的地点在重庆，所以我们必须到重庆参加考试。于是我们十几个人连夜走了六、七十里的山路，跑到我原来的学校（母校），叫了一个夫子，帮我们挑行李，翻山越岭走了两天，翻过湖北和四川交界的高山。
我们这几个跑了的人高中毕业文凭现在都没有拿到。后来通知我是全省会考第一名，还得了林森（国民党主席）奖。就因为我跑走了，奖金也没给我。好在跑路之前，我们都临时办了一张油印的白纸小证书，证明已经毕业了，我凭这个就可以报考大学。
但是，这件事影响了我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我想，怎么我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都要被列入黑名单？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些社会人生的问题。虽然我从小学开始数学就考第一名，全汉口市的数学竞赛我也是第一名，省里会考总成绩也是第一名。但这时觉得学理科班没多大意思，我要救国。我以为，经济就是经世济民，于是报考了西南联大经济系。
在西南联大读了三个系
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念大一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门课叫“大一国文”，是李广田教的。我在他的课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与枯骨的对话》。我就通过活人和死人的对话，抒发了自己的愿望：我希望将来是一个人人平等、彼此不打官腔的理想社会。李广田特别欣赏这篇文章，在班上念给全班同学听。后来，这篇文章还在云南的一家报纸上面发表了。
不久我发现，经济系的课都是什么记账、打算盘、会计、银行、货币这样一些课，我觉得这个课一天到晚讲做生意，谈生意经，我就不感兴趣了，于是在第二年转到了社会系。社会系要搞社会调查，其中有一门很重要的课是老师带我们去调查昆明的妓院，去了后令我很反感，觉得极端无聊，认为社会系没什么念头。
念社会系时有一个必修课叫哲学概论，贺麟先生在课堂上讲辩证法，他举了个例子：“荷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说在污泥里的荷花才开得好。我当时觉得，贺先生把我的人生观都讲透了，我就觉得人要出污泥而不染，尽管这个世界像污泥一样，但是我要清高，外面再脏我也要保持高洁。我就凭这么个信念，又从社会系转到哲学系。所以可以说，是贺麟先生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
转到哲学系后，我就觉得心安了，符合我的个性。所以那几年我就一天到晚埋头读书，等于进入了象牙之塔。
我觉得西南联大绝大部分人都是在茶馆念出来的，西南联大旁边有条街，叫云林街，街两边全都是茶馆，我们早上吃了早饭后，一个个都夹了本书走到云林街，找一家茶馆看书。假如那天有课就去上课，上完课了就是跑到茶馆看书。要一壶茶就可以坐一天，一个大圆桌。隔壁的大圆桌上有打桥牌的，非常吵，我就只管埋头看我的书。巴克莱的英文原著《人类知识原理》就是在茶馆看完的（这个时候我的英文就可以不翻字典看原著了）。巴克莱在这本书里讲了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外面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个东西你别管它，主要靠被我认识，我认识它它就存在，我不认识它它就不存在。我当时坐在茶馆里，自己念自己的书，旁边乱七八杂的声音我根本就没有感知，没有认识，所以就只当不存在，我照样念我的书。
闻一多先生的教诲
当时，男女同学都在云林街的茶馆里念书，湖北人就和湖北人凑在一起，湖北同学会主席、中文系的彭兰是湖北浠水人，比我高两届，她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性格比较活泼。我对同学会没什么兴趣，但毕竟是同乡，所以混在一起。
我们哲学系的人都喜欢辩论。她经常在茶馆聊天的时候说学哲学的都是疯子，好诡辩，还说坚决不和搞哲学的人结婚。后来我们彼此熟悉了，我发现她会作旧诗，后来我也学着写点诗，两个人互相写诗交流，关系逐渐密切了。当两个人考虑关系是否要进一步时，她对我这个人不放心，觉得我是一个政治性不强，不进步的人。她偏左（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和闻一多先生是同乡，是他的干女儿，有一次她问我：你愿不愿意见见闻先生？我也懂她的意思。于是她就带我去了闻一多家，闻一多问了我一些家庭的身世，比如“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就回答他：“我父亲是中小学教员。”当时，走出象牙之塔这个口号在西南联大同学当中很流行，最早就是由闻一多提出来的。聊完后，他觉得我只管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对我说，要走出象牙之塔。临别时，他送了我一本《海上述林》。
1945年7月22日，我和彭兰结婚了。此时，我四年级，马上毕业，她则刚毕业。我们在《云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我俩定于某月某日结婚，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仅此敬告各亲友。张世英 彭兰”。我和彭兰结婚的时候，在云林街竹安巷的一个二层楼请了一桌酒席。汤用彤先生做证婚人，闻一多先生是女方主婚人，冯文潜先生是男方主婚人。
结婚时，闻一多用篆字写过一个横幅“我心则悦”。后来这个横幅在我出差的时候被贼偷走了。在和闻一多先生交往期间，他跟我讲了很多他从地下党听来的延安的事情，其实他对延安也不太了解。这样一来，我就慢慢地听到“延安”以及一些左的声音，开始联系现实，我的思想就有所转变。
1946年，我毕业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了，西南联大的学生也都回到自己原来的学校。在回武汉的前一天，我们夫妻俩打算去跟闻先生告别，在他家时，门口有个女特务，穿了一身灰色的旗袍，在外面疯疯癫癫的喊：闻一多你出来，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夕阳就要西下了，你快要完了。我和彭兰想出去理论，闻一多拦住了我们说，你们别理她，她不会进来的。
这一晚，闻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当时西南联大解散了，进步人士的后备力量——学生都走了，教授再说进步的话就危险了。当时，有的进步教授已经飞到了重庆，还有人躲进了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里面。我们就劝闻先生先去重庆，然后到北平。闻先生脾气比较犟，硬是不走，要坚持下去。他还劝我们说，你们到了武汉回老家看一下就赶紧去北平。他预测，国民党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不太可能，分析中国的形势应该是南北对立，估计长江以北都是共产党。闻一多还对我们说，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将来到了那一天（指共产党得天下），你们懂吗？我还是要做我的学问的。我和彭兰直点头说“懂”。
回乡途中，当我们的车开到曲靖的时候，得到李公朴被刺的消息。过了几天，我们的车开到贵阳的时候，报纸上刊登了闻一多被刺的消息。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就想回去看他，一个进步的同学劝我们说回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果我们就没有回去。
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
在武汉呆了没多久，我就去了南开大学当助教。在这里以后，共产党要拉中间分子，他们就常常到我家里跟我谈，告诉我解放区怎么自由等等，还给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叫我看。天津是1948年底解放的，进步人士发展我为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叫“民主青年同盟”。于是我讲课也讲一些唯物论之类的东西。
天津解放后，哲学系取消，说我们过去学的那一套哲学都是反动的，他们就要我当政治课教员，我们也就学着瞎批判主观的东西。在解放前的这一段我没有发生什么思想矛盾，讲政治课的时候，一旦讲到唯物论观点时，就跟我原来装的东西矛盾起来了。由于我原来学的是一套东西，讲的却是另一套，心里觉得非常别扭。
当时，北平这边的高教部组织了一个机构，由艾思奇等人做老师，把北平的、天津的教政治课的年轻老师召集起来，每个礼拜开一次会，所以我每个礼拜从天津跑北平，跑了一年多。课上，先由我们来汇报人家提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回答，然后让艾思奇来回答，我们回去后再根据他的回答来照本宣科地回答学生。对于某些尖锐的问题，艾思奇一听就火了，他大声对我们说，这种问题你们不要回答！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反革命！
我原来在西南联大受的是英美教育，我喜欢听西方的古典音乐。解放后，街上满街打腰鼓，我听到这个声音就很受不了。我就跟夫人讲（当时她在南开大学当中文系助教），夫人就嫌我不进步，说我还是老一套，有时候还因此吵，所以那段时间在家里总有些疑虑，就老想离开南开大学。我夫人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呆了一年后就回武汉了，后来，我也回到了武汉，并找熟人调到武汉大学了。一年以后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取消，所有的人都并到北大，我就又回到北大了。
因为搞哲学的人是搞意识形态的，上级觉得不能叫他们自由自在，于是把大家集中在一起进行批判。当时，北大哲学系各校的文学院长是16个人，系主任是20几个人，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老教授）都是不能讲课的，然后把我们这些人当作进步势力，当作革命的动力，而贺麟、冯友兰等就成了批判对象了，叫他们写自我批判，他们又都不会写，就叫我们这些年轻人帮他们写自我批判。
比如1954年要批判胡适，金先生写不出来这样的批判文章，汪子嵩是当时哲学系的党政负责人，就由他组织我和黄楠森，共三个人替金先生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我和黄楠森写好了后就由汪子嵩统稿，第二天就拿给金先生看。当时，听党的话就是听一个年轻党员的话。金先生看完我们写的批判文章后一个劲儿说：好啊！好啊！最后署名为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楠森的批判文章在北大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
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是研究德国哲学的，文笔很好，可解放后就是写不出来批判文章，后来汪子嵩就叫我和黄楠森替他写，以郑个人名义署名，我们连夜赶写，第二天的会上郑先生要发言，我们怕他不熟悉，还专门去他家把文章给他念一遍，让他记住。第二天会上，郑先生念到一半该翻页的时候，句子接不上，把讲稿翻来翻去，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昨天一夜没有睡，思想斗争太激烈了。
十年动乱期间，我都在家背唐诗宋词。这段时间我又得肝炎，下放劳动我就没能去。后来我能做诗词也因为这段时间的自修。汪子嵩后来说我是“因病得福”。
晚年哲学反思
从1978年到现在的后三十年，我主要考虑哲学到底用来干什么，哲学何为？以及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之所以会想到这些，主要是1980年代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社会上报纸上主要在讨论“主体性”问题，西方人都讲究个人的自我独立。中国人则强调集体、互相依靠。我就觉得他们对“主体性”讲歪了，我觉得，西方讲主体性不是这么讲的，是主要讲自我创造性，强调主体的独立性，西方的科学创造和这个有关系，不是简单批判一下就完了。后来我发现其中的一些思想和中国古代有一些相通，这样我就去念中国的东西，使得我又研究中国古典的哲学。我就把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西方后现代哲学联系起来。这30年我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样思考的结果使得我写了最近的这几本书《哲学导论》、《天人之际》等，这几本书逐渐地形成了一个体系。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陈泽怀，专门写了一篇《张世英的人理哲学研究》，他说我讲的哲学导论里的东西，主要都是讲怎么样提高个人修养，个人精神境界，对于社会问题并没有怎么研究。他说我算是一个个人哲学家，我觉得他这个批评很对。还有一个上海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说我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存在”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写完《哲学导论》后，看了这两篇文章后产生了共鸣，并思考：光提高自己个人的精神境界行吗？如果不考虑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那怎么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呢？从2001年后，我就做了新的思考，于是后来出了本书叫《境界与文化》，这本书就弥补了《哲学导论》里只讲个人，不讲历史传统的缺点。
张世英眼中的老师
贺 麟
贺先生引我走进了哲学之门，我的毕业论文也是贺先生指导的。因为蒋介石接见过贺麟，再加上贺先生的思想很保守，不进步，所以闻一多对贺麟很不满意。我的主婚人本来想请贺先生，但我夫人反对，她说：你让闻一多和贺麟怎么坐在一起？于是就没有请贺先生，而是请了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冯文潜。贺先生很大度，知道我没有请他后说，听说你和闻一多的高足结婚了，你什么时候带她到我们家来看看。但我没有带她去过。
等到毕业的时候，系里面保送我念研究生，当时北大和清华都有研究生院，让我自己挑选，北大就是选贺先生作我的导师，到清华就是做金岳霖的研究生。我当时欣赏分析哲学，喜欢搞数学。所以我选择了金岳霖，而没有选择贺先生，当然后来因为家庭困难，清华的研究生也没有读，就休学到南开当助教了。贺先生因为这件事很不舒服，他说，这次报送你读研究生，我以为你会到我这儿来，你怎么跑到清华了？我说我还是喜欢搞分析哲学。贺先生说，也行。各有千秋，人各有志嘛！只要搞得好也不错。后来，我在北大和他共事多年，关系一直很好。我早年喜欢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晚年走的却是贺麟先生的路子。
冯文潜
他是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长，美学家。他对我就像父亲对孩子那么好。我大概念三年级的时候选了他的美学课。但他的课和我在外面的兼差有冲突。我们这些大部分从沦陷区来的学生除了吃住国家给钱，其余一点零用钱都没有，所以就得去外面兼差，我是在中学教书，我的夫人是给别人当家庭教师。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冯先生说了，他说，你课可以不听了，你下去写个读书报告就行了。结果我就写了读书报告，他觉得我写的读书报告不错，给我92分的高分。有一次我生病了，他听说我感冒了就到处打听我住在哪个宿舍，跑来看我。他非常关心我。
吴 宓
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路过一个教室，窗子外面趴满了人，我一看原来是吴宓（当时他在学校很有名）在讲英诗，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在窗外站了一个钟头听他讲课，越听越有兴趣，于是听了一个学期，我选修的心理课反而没听，而是找了个朋友代我听和考试。
我在外面兼差赚了点钱，和另外一个同学都想提高自己的英文，就想让吴宓像家庭教师一样教我们，因为他英语好。有一天吴宓走到图书馆的门口，于是我们两个就上去把这个意思跟他说了，希望他能教我们英文，我们给他付报酬，他大怒说，什么给我钱啊！我吴宓是钱买的？
他讲课非常认真，比如明天要讲什么课，今天备课备到深夜，提纲写得密密麻麻，引文的东西他都要仔细核对，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一清早找到一个旷野，然后躲到一个角落，把今天要讲的东西从头到尾自言自语地说一遍，回忆一遍。讲课的时候，他不看讲稿，而且讲得娓娓动听。
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一辈子没结婚，他非常亲近人，对于年轻人一点架子都没有。他个子特别大，西南联大的椅子是扶手椅，他每次坐扶手椅的时候都要慢慢的把腿往扶手椅里塞。金先生讲课爱闭着眼睛，一边想一边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还爱找学生来讲，“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见解”？他经常找我讲，一个学期有两三次都是叫我讲了20分钟，我讲完他接着讲，他把课堂变成了茶馆了。更特别的是你可以训他。有个叫周礼全的学生，有一次在课上说，金先生，你这个讲得莫明其妙、自相矛盾，你是不是糊涂了？我们都很惊讶他怎么这样说话，结果金先生一点都不生气。后来周礼全成了金先生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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