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赵启正

    ■刘  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

    我最近读的是新世界出版社4月份出版的赵启正与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合著的新书《对话：中国模式》。赵启正之前的书，如《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和《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的沟通艺术》（分别由新世界出版社在2005年和2006年出版）等，也都读过。

    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赵启正在书中没有谈很多深奥的学术道理，但读他的书，我受到很多启发。他谈天下大事，纵横捭阖，有着宏大关怀，但又不失学者的严谨。这一点让我很钦佩。实际上，赵启正是一位核物理学家，从政之前一直从事科研工作。当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提出开发浦东，在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任上的赵启正，受命主持浦东开发工作，出任第一任浦东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来他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大刀阔斧做了很多事情，其中包括首次在国内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作为一个官员型的学者，或说学者型的官员，赵启正的书，给我的第一个启发是，在新的时代里如何学以致用。他不但以科学的思维思考中国的大外交、大战略，还将学术思考融入中国的改革实践。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第二，他两本著作的主题——向世界说明中国，包括最近与奈斯比特夫妇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都紧紧扣住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结合自己多年的行政实践和理论思考，赵启正也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理解中国模式。最近大家都在谈中国模式，为什么？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赵启正在书中谈到了一些西方学者如对于中国模式的看法，如雷默的《北京共识》，约翰·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多丽丝提出的“三个梦”（“中国梦”、“欧洲梦”、“美国梦”）等。赵启正是从政策制定、大战略的层面来讲，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谈的现代化模式，是西方人经过三四百年的锤炼，形成的一套认知世界的模式，除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选举政治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等实践层面，还体现在学理、学术、知识等层面，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近三四十年来，西方知识界一直在反思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学术和知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如福柯、德里达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的反思和解构。西方模式建立的关于现代化的一整套学术体系，是全世界公认的一套学术范式，中国也不例外，自五四以来引进的也是这一模式。西方学界的反思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虽然西方的思想家、理论家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但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跨越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和约束，缺少对其他世界历史经验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始终找不到答案和出路。

    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提出中国模式，很有意义。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中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西方同样的问题。我们开始察觉到西方的知识体系有问题，对现代性也有很多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也是随大流地跟着西方进行后现代的反思。学术界的弊端之一，在于不能脱离西方学术和西方模式的藩篱，不能脱离它们给我们建成的思维定势。我们似乎变得自我约束、自我封闭，不去认真地思考学术模式与当代中国改革、现代化的现实之间究竟有着多么深刻的渊源。虽然当年提出“理论与实际结合”时，有很多政治上的考虑，但它本身确是一个很正确的思路。可是现在，我们学术界似乎又放弃了这个思路和传统。而“理论与实际结合”，正是赵启正的书所体现的。他的书充满了实践者的智慧，更有思考中国未来的大视野，值得我们人文社科学者认真读一读。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