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绍棠

    ■徐兆淮

    从编辑岗位退休多年，年过七旬之后，闲暇里整理旧日书报杂志，忽而发现来自全国老中青作家、编辑之间的信函竟多达数百封之多。通讯时间大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作者则大多数是与《钟山》关系较密切、供稿较多的作家。其中，年长来稿来信者有王西彦、叶君健、杨宪益、吴强、李英儒、陈登科、黎汝清、秦牧、袁鹰、陈学昭、菡子等人，还有许洁泯、朱寨、阎刚、雷达、何西来、张韧等评论家，而中年作家中，又似乎以一代“右派”作家为主。

    在一代“右派”作家中，我又与刘绍棠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早在1953年刘绍棠创作出版了小说集《青枝绿叶》之后，他就成为我等文学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了。及至1979年《钟山》创办之初，我去首都组稿，踏入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绍棠家那座独家庭院，我有幸初识这位昔日被视为神童作家，站在我面前已俨然是一位身板壮实、气韵豪爽的中年作家了。言语间透露出的全然是道地的燕赵文士之气概。我们的初见谈得颇为投机，于是，我代表编辑部约请他参加《钟山》与《译林》杂志联合发起召开的首次太湖笔会，他当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依照我有限的文学史知识，要创办一流的文学期刊，就需首先组建一支一流的作家队伍，作为省级地方刊物，尤当如此。而1979年11月下旬，时值四届文代会召开不久，政治空气异常活跃，一批“右派”作家平反改正后，亦正待跃跃欲试，拟作第二次创作腾飞时，《钟山》在这种开放的背景下，欲率先举办太湖文学笔会，绍棠不仅自己积极与会，而且还帮助我约请了邓友梅、刘真、林斤澜等人参加笔会。会后又说合王蒙、从维熙为《钟山》写稿。我和编辑部对他自是十分感激的。

    对于此次笔会的良好效应，绍棠曾在给我和主编刘坪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内心感受：“此行承蒙《钟山》盛情相待，不胜感激之至”。“江苏之行归来，北京的朋友们言必江苏，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出版社对我个人，做到了‘礼贤下士’，盛情可感。”又说：“我一定准时交稿，此所谓‘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均见绍棠给兆淮、刘坪的四封来信）足见，《钟山》举办太湖笔会的成功策划，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作家在三中全会和四届文代会后，思想解放精神振奋的良好状态。

    于是，《钟山》在创办不久，即发表了绍棠的中篇小说《鹧鸪天》（1980.4）、《草长莺飞时节》（1981.4）。随后，大约在1982年前后，我又满怀兴致地到通县大运河儒林村刘绍棠的出生地，也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的产生土壤，对作者及其作品作了深入采访。那天，绍棠带领我参观了儒林村的民居、树林，尤其是让我领略了大运河静静的港湾，他与童年伙伴下水游泳嬉戏的场所。在他饱含感情的叙述里，我终于懂得了刘绍棠创作的地方特色，和倡导乡土文学的缘由。诚如绍棠所言：“我在通县大运河岸边的儒林村的土炕上呱呱坠地，吃大运河的乳汁长大，头顶着运河滩的高粱花，脚沾着运河滩的泥土，走上文坛。大运河是我的慈母，我没忘记母亲的恩情。”

    通县采访归来不久，《钟山》又发表了绍棠的中篇新作《年年柳色》和《大河小镇》。这些作品连同他荣获全国大奖的《蒲柳人家》，还有长篇新作《地火》等，标志着刘绍棠创作高峰的到来，也表明了刘绍棠乡土文学的成熟与成就。

    在新时期的诸种文学潮流中，刘绍棠不仅拿出了《蒲柳人家》这样的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而且响亮地打出了新乡土文学的理论文章，出版了《乡土与创作》一书。二十多年前，刘绍棠在乡土文学创作与理论方面的努力追求，当即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年轻的学者丁帆曾经赴京拜访刘绍棠，并陆续发表研究刘绍棠乡土文学创作的论文多篇，最后又出版了关于乡土文学的专著。而刘绍棠曾在给我的信函中，肯定丁帆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说道：“丁帆同志在《钟山》和我之间搭桥，使我们更亲密起来。我很喜欢这位有才气的青年，他是大有希望的。”（见1984年7月14日给兆淮信函）

    绍棠处于文学少年时期写《青枝绿叶》即被选入中学生课本，以后又不断发表作品，真可谓是少年得志的神童和才子。1957年他21岁即成为专业作家，这当是许多文学青年的内心向往而不可得的幸事。此时春风得意的绍棠，时有才子的狂骄之言，倒也在所难免，若说他立意在反党，那就未免冤屈了他，也实在抬举了他。可无情的事实是，他依然难逃被打成右派的厄运。时至今日，这不能不让许多人扼腕叹息。作为文学编辑，除了叹息，我自然更为刘绍棠的平反，及平反后创作的再度迸发而庆幸不已。

    然而，绍棠毕竟是一个才子型、情感型的作家。他似乎总喜欢激情行事，而很少理智处事。以至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仍抱着孩子式的目光打量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仍喜欢用天真、善良的心理去看待他人。理解他的态度，我们大可不必去责怪这样才子型、情感型作家的理性表述。

    大概因为绍棠创作的二度喷发过于猛烈，劳累过度，不久即听说他患脑中风症，被迫坐上了轮椅，那个曾经言语与行动都十分活跃的绍棠，那个昔日的天才少年，再也无法随意地行动自如了。直到90年代中期的一次全国作代会上，我再见到他时，他果然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话也不大利索。我很想找机会与他叙旧，但终因行色匆匆而最终失掉了这样的机会。归来后，我不禁遗憾不已。

    1997年3月12日，这位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作家，这位神童式才子型作家，终于在他61岁时过早地告别了他的读者，他的亲人，告别了人世。近几日，当我翻检旧日信函，见到他那肥厚遒劲的字体，我不禁又想起了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的那座小院，大运河边绍棠的旧居，不知眼下可保留下了些许痕迹？作为读者，作为编辑，我很怀念这位作家朋友。感谢他给予《钟山》和我的许多帮助，也感谢他为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