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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9月01日 星期三

    王晓方:不媚俗,不欺世,中国官场小说跨海出洋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01日   18 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王晓方生于1960年代,辽宁沈阳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被评论家誉为政治文化小说开先河者,也是中国当前最有人气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系列非常畅销,曾获亚洲周刊2008年全球十大华文小说,《市长秘书》(原名《心灵庄园》)亦曾获得新浪网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赛优秀长篇小说奖。其《公务员笔记》近日由企鹅出版集团买下了全球版权,即将推出英文版。

        从政府公务员到作家,王晓方只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角色转换。他创作的十多部小说,几乎每一部都能引起热烈反响。

        “这似乎是上帝的安排,”评论家贺绍俊说,“要让一名作家预先到政界闯荡一番,窃得政界的机密,然后以文学的方式泄露出去。上帝最后选中了王晓方来完成这一使命。”

        读书报:首先祝贺你的《公务员笔记》将被企鹅公司推出英文版,企鹅(中国)总裁周海伦认为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小说最好的典范。

        王晓方:对于小说家来说,创作出文学史上没有过的东西才叫创造。这也是衡量一部小说是否优秀的标准。

        《公务员笔记》在叙事模式上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是一种全新的小说文本。一般小说大多是纵向叙述的,横向叙述的几乎没有,《公务员笔记》却有两个“横”章,一个“竖”章,形成“工”字结构。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小说首先是叙事的艺术,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好的结构,就犹如一个人失去了骨架。正如纳博科夫所说,“风格和结构是小说的精华”。

        读书报:《公务员笔记》由十个中篇、十个短篇和一个长篇以及引言和尾声组成,但感觉浑然一体,别具风格。

        王晓方:《公务员笔记》不仅是公务员的精神档案,更反映了人的精神现实、思想困惑和心灵生态。我所创造的人物都来自我的“抉心自食”。

        小说家的任务不仅是讲故事,更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表现人的本质,揭示人性当中最隐秘的东西,小说是对人进行精神实验,小说家必须潜入人内心裂开的无底深渊一探究竟。我认为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他的小说表现出来的,作家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很难将故事提升到存在的层面,也就是很难将故事提升为小说。

        读书报:在《公务员笔记》中,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都犹如生物学或生理学上的切片,不仅仅是官场政治生态的横断面,而且是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横断面。你怎么做到的?

        王晓方:将这些活生生的横断面镶嵌拼贴在一起,刚好构成一幅灵魂世界的时代画卷。

        博尔赫斯笔下的赫伯特·奎因说:“在文学所能提供的种种幸福感之间,最高级的是创新。由于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种幸福感,许多人只能满足于模仿。”在创作《公务员笔记》中,我体验到了这种幸福感。弗洛伊德说:“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撼地狱。”我坚信凡是成功抵达心灵世界深处的小说家,假如不能上撼天堂,必将下撼地狱。

        读书报:还是说说你的《驻京办主任》系列,最初想表达什么?

        王晓方:我试图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微积分,而不是社会现实的加减法。

        我的小说写的是人,每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尽管故事发生在官场,但是每个人物的命运犹如一个个圆心,辐射的是人的心灵王国,我的每部作品都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解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厚重的精神档案。通过这些精神档案,我们体悟的不仅仅是官场中人的灵魂世界,更是人的精神现实、思想困惑和心灵生态。

        读书报:你怎么看待驻京办的作用?

        王晓方:驻京办不过是旧体制的产物,一撤了之,并不是解决之道,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那才是根本。既然我们要按十七大精神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就应该将市场要素还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

        许多腐败问题是看得见的手左右看不见的手滋生的。我的小说都描写了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权力之手,一只是无形的市场经济之手,这两只手的描写彰显了一个主题: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权力之手作用空间很大,权力之手作用空间越大,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就越大,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因此政府管得越多,越容易诱发腐败,“跑部钱进”也就越厉害。

        读书报:《驻京办主任四》已经出版,跟之前的三部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王晓方:我充分运用了叙事视角,融合了三种人称叙事的优点,使小说同时具有了第一人称的主体性,第二人称的对话性和第三人称的全知性。三种人称视角综合运用、巧妙切换,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叙事结构。《驻京办主任四》直接采取了多个视角的叙事技巧,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线性结构,而且可以从多个视角上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实现了文本叙事向空间逻辑的转变。

        在《驻京办主任四》中,不仅采取了多个视角叙事的技巧,而且采取了小说套小说的方法。在顾怀远创作的《驻京办主任》中,小说的隐含读者是专案组领导。因此,丁则成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坦陈自己的罪过,并且不时对自己调侃和嘲笑,第一人称的叙述特别适合于心里忏悔,因为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丁则成直接将读者带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总之,他、我、你三个视角实际上是人的三个侧面。三种叙事视角的融合,有利于“我”具有“他”的全知性视角,“他”具有“我”的内在主体性,同时通过“你”进行对话,使得三者互为镜像,达到自由、全面叙述的目的。

        读书报:开始写小说以来,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王晓方:从我创作小说那天起,我就生活在小说里,我在小说里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不再害怕孤独,而且享受孤独。孤独是一种境界。

        对有的人来说,文学是手段,但对我不是,文学是我的心灵家园,是我的信仰,是我的宗教。我每天都生活在小说里,我就在小说里生活。宗教如何拯救信徒,文学就如何拯救我。

        齐白石先生最擅画虾,他画的虾虽然栩栩如生,但生活中并不存在。因为真虾是六节的,而齐白石笔下的虾不仅是五节的,而且是河虾与海虾的结合体。齐白石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似与非似之间,太似媚俗,不似欺世。我在小说创造上也一直追求似与不似的境界。

        读书报:除了官场小说,有没有考虑过转型写点其他类型的小说?

        王晓方:在小说形式创造方面,我始终想找到一种纯中国的模式。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易经》。因为《易经》是群经之始,是中华文化、哲学的总源头。要了解《易经》,必须从阴阳开始。我就想运用阴阳两种写法创作新作品,当然阴阳两部分的形式既要缘于《易经》,又要有所不同。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通过我对《易经》的研读,我被两个图深深吸引了。一个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图,这个结构刚好契合了我想表达现代人迷失自我、苦苦寻找心灵家园的构思,于是我在“阴”的写法中,通过八卦“传闻”的方式为新长篇小说《白道》开了八个头,其实是八篇风格迥异的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有八个开头,这大概还是世界上的第一次。

        紧接着通过四个“猜测”、两个“推断”和一个“归一”,使“阴”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预案,完全是叙述者关于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是他准备怎么写《白道》的一系列想法,真正创作完成的新作品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这是典型的“元小说”。

        读书报:这种创新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王晓方:我就是想通过这种论文式的创作,对小说本体进行探讨。其实在《白道》中我是想探寻一条寻找自我之道,一条寻找心灵家园之道,一条通向灵魂之道。在这样的道路上,主人公为了迷失的信仰苦苦寻找着。

        读书报:你刚才说到通过对《易经》的研读,被两个图深深吸引,还有一个是太极图。研究这张图有什么心得?

        王晓方:这张图蕴含着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现代人的梦想、渴望、挣扎、彷徨、痛苦、悲凉、迷茫、苦闷、抑郁、焦灼、浮躁、悲悯、憧憬、追求、希望等等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意识都萦绕在这张图内,太极图根本就是一座阴阳变化的迷宫,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座迷宫。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创造进而找到最好的从迷宫中逃脱出去的办法。于是在“阳”的写法中,我采用了太极图的结构。“他”与“我”的开始缘于新作品,结束也缘于新作品,刚好是个圆,而“他”与“我”本身就相当于太极图内的阴阳鱼,“他”与“我”的交互叙述刚好契合了阴阳变化。无论在“阴”中,还是在“阳”中,小说始终通过“他”与“我”两个视角在叙述,“他”代表他人,“我”代表“自我”,其实“他”与“我”是一个人,那么“你”在哪里?“你”就是读者。

        全书由四十个短篇和七个中篇拼贴而成,完全摧毁了情节的连贯性。同时采用了意识流、象征、夸张、荒诞、梦幻、魔幻、戏仿等手法和表现形式,比如传闻一就戏仿了萨特的《墙》,传闻四就戏仿了芥川龙之介的《密林中》。既有游戏性和想象性,又有严肃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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