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背影

    “卞孝萱”这个名字，在学界名闻遐迩。但在种种名誉的背后，其人生经历和坎坷身世，知道的人却不多。

    一年前的8月，我随全国出版界同行组团赴俄罗斯参加莫斯科国际图书博览会。展会工作结束后，顺道进行短暂的文化考察。2009年9月5日，经过一夜火车的颠簸，来到了文化名城圣彼得堡。刚在酒店安顿下来，急促的电话铃声驱走了旅途的倦意。电话里传来噩耗——我的父亲、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因突发心脏病逝世……父亲的突然离去，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未能守护在他的身边，成为我内心的巨大伤痛。

    眼下已是2010年8月，还有几天，就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凤凰出版社新近推出了7卷本《卞孝萱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作为对一位学者的纪念。手捧带着浓浓墨香的图书，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大约六七年前，父亲就有了编纂《文集》的想法。此后很长时间里，《文集》编纂工作一直没有进行。主要原因在于，父亲虽然已年过八旬，但学术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下，手头总有做不完的课题，所以无暇顾及编纂《文集》的事情。2009年8月，父亲因病住进南京鼓楼医院。住院期间，他曾提及编纂《文集》一事。可以说，编纂《文集》是父亲的一个遗愿。在此，感谢凤凰出版社，感谢师友们，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父亲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卞孝萱”这个名字，在学界名闻遐迩。但在种种名誉的背后，其人生经历和坎坷身世，知道的人却不多。正如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人物”专栏开场白所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1924年6月20日，父亲出生于扬州没落的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捐纳的国子监生，因为是中年得子，所以格外珍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出生不到两个月，祖父便因病去世，祖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按照家族“尊、宗、敬、祖”的排行，父亲行“敬”，谱名卞敬堂，字孝萱，取“孝敬萱堂”之意。父亲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却因家境贫寒，根本请不起私塾先生。于是，不识字的祖母每天先向邻人学写几个字，回来再教给父亲。后来，柳亚子先生在赠给父亲的诗中写到：“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形象地记录了父亲幼年接受启蒙教育的情形。到了青少年时期，日军侵华，战火频仍。扬州沦陷，物价飞涨。父亲为了求学，来到苏北水乡溱潼，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在恶劣的环境里读完了高中。18岁毕业后，便只身前往上海谋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

    父亲学术生涯的开始，应该是在20世纪40年代。1949年父亲调动到北京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研究清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后来整理出版的《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两书，正是他早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总结。1956年调动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作为范文澜的助手，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学术研究的方向亦转为专攻唐代文史。多年的磨砺，以及名师的指点、提携，父亲养成了“专通坚虚”的学风，探索出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出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广阔领域。20世纪70年代，曾协助章士钊先生校订《柳文指要》。《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在赠书上题词：“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父亲先后出版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等专著。在唐传奇小说研究方面，《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等书，备受学界称道。2009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辟“2009逝去的背影”专栏，悼念一年中离去的学人。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在致辞中写到：“卞先生绩学多能，博闻强记，贯通文史，兼识书画，著述丰繁，名驰中外。对唐代小说之新探，独具慧眼，别出匠心，于学者启迪尤多。”父亲晚年锐意于新领域的探索，《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等，都是耄耋之年的力作。

    屈指算来，父亲潜心学术研究，前后长达60年，留下了丰硕的著述。既有《刘禹锡年谱》等专著，也有与他人合作的《五代史话》、《刘禹锡评传》等论著，还主编了《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唐代文学百科辞典》、《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45册)、《六朝文学丛书》(8册)、《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8种）等多种丛书、套书；校点整理了《郑板桥全集》、《十朝诗乘》（合作）等典籍；编选、注释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卷本)》（主编）、《新译唐人绝句选》(合作)等读本；也有文献资料汇编一类的《辛亥人物碑传集》（合作）、《民国人物碑传集》（合作）等。上述各类著述合计共有37种。此外，发表的各类文章近400篇。其总字数逾千万。这些著述范围广泛，时间跨度长，形式亦多样。特别是一些早年的著述，现在查阅起来已比较困难。总结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学术界提供查阅的便利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借鉴，这成为编纂出版《文集》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因此，编纂出版《文集》，除了纪念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价值是延续学术，是一项文化积累工程。

    各类著述的繁复情形，给《文集》的编纂带来一定的难度。首先就是收录标准的确定。如果不加区分地全部收录，《文集》必然会十分庞杂。那么，怎样取舍呢？我们认为，《文集》当以展示个人学术研究成果为重点，所以在编纂中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未公开出版、发表的一律不收。如未刊论文、未出版的著作以及学术交往中的书信、谈话等。（2）担任主编的丛书、套书、工具书等一律不收。如《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唐代文学百科词典》等。（3）与他人合作的学术论文、论著一律不收。如《刘禹锡研究》、《刘禹锡评传》等。（4）对他人作品（主要是古代作品）加以校点、整理、编选、注释、讲析的著作一律不收。如《郑板桥全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卷本)》等。（5）文献资料汇编一类的著作一律不收。如《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6）论文已收入“论文集”者，只收“论文集”，单篇论文不作重复收录。有了这几条原则，编纂《文集》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放在我们面前的7卷《文集》，总字数约370万，收录各时期的著作11种。在编排上，论著在前，论文在后。论著的编排，大体按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论文的编排，先进行分类，在同一类之中，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可以说，刚刚问世的《文集》，体例得当，规模适中，装帧典雅，堪称图书精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我始终感觉他老人家还在我的身边。当我一遍遍阅读父亲的论文论著的时候，在我伏案校阅《文集》书稿的时候，特别是长时间工作稍感劳累的时候，父亲埋头工作的背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难忘。“衣钵相传，学脉延续；生命有限，学术不死。”作为《文集》的编纂整理者之一，同时又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回顾自己付出的辛劳和努力，既感到欣慰又感到骄傲。《文集》的编纂出版，不仅仅完成了个人的心愿，更大的价值在于为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行出了一份力。“人类不断前进的历史上，生命的躯壳，永远委地为泥，而学术的魅力，却如醇酒，愈久弥香。”（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31日“2009逝去的背影”）但愿《文集》的编纂出版能为学术的延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