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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0年09月01日 星期三

    英汉(汉英)辞典知多少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09月01日   14 版)

        ■元  尚

        双语词典在中国历史上起源比较早,但在清末戊戌变法以前,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其作用一直没有超出文人自用的范围,也一直没有对社会的变革产生过重大影响,更谈不上普及了。自英汉辞典诞生后,它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就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五四时期热情歌颂的两位先生,就是英文的音译。西学东渐的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东渐基础之上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主要依靠双语词典。这不仅是一个语言的传播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的传播问题。

        关于英汉辞典的历史,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彭宣维在一篇文章说:“我国英汉词典的编纂,从最初以某一蓝本为据直接翻译、到逐步学会广泛利用既有研究成果、再到独立研编,至今还不到150年,而汉英词典的研编,还不到几十年。”

        谢泳在一份他的“藏1949年前英汉辞典目录”中著录的最早的,由国人自己编撰之英汉双语词典是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出版时间是1887年。该词典由王韬在香港所办的中华印务总局出版,“词典收词不多,仅2万条,是部简单的对译词典,除及物动词外都不注词性,书名‘华英’并非汉英词典,而是英汉词典。”汪家熔于《商务印书馆英语辞书出版简史》中推断其出版时间约为1875年。此前还存在过一些类似于今天英语课本后面的单词表样的东西,就收藏而言,也是可以把它们列入字词典范围的。这些东西大约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了。150年的历史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国人编撰汉英词典的历史不是几十年,我藏有一部乔宜斋编撰的《汉英新字典》宣统元年的订正再版本,该书版权页上标明,该本据此前光绪34年印刷,两次印刷的时间为同一年,即1909年,到2010年国人编撰汉英词典的历史就正好超过了100年。

        有一种观点,说1949年以前英汉双语词典编撰成就不大,从目前著录的角度以及个人收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论是无法为人接受的。清末的不说,就说民国时期到底出版了多少种英汉双语词典,眼下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调查和统计。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著录,自己的收藏以及朋友们的收藏,大体展示一下1911年至1949年的出版成果,算是聊有胜无吧。

        先说数量,大小60部,其次说这60部当中,最具特色的辞典。

        第一部《英华大辞典》为颜惠庆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精装上下两巨册,2706页,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主编的英华大辞典,从此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编撰英华大辞典的百年历程,进入民国后多次再版,并有缩印本出版,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英语大词典之一。

        再版频率最高的词典之一,《(增订)英华合解辞汇》,翁良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精装,1555页。1931年出到27版,1949年以前为再版频率很高的英汉辞典之一。

        最具影响的英语同义词大辞典,《英汉歧字分类大辞典》,陈戬编,上海新中国印书馆1924年初版,精装,554页。“歧字”也就是同义词的意思。该书收入英语同义词1000条以上,有汉文解释,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最丰富的英语成语大辞典,《(英华合解)英文习语大全》,Y.F.Ong,Y.L.Yang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民国时期总书目》此条误印成“1726年”,精装,1133页。编者为国人的英文署名。此为民国时期内容最为丰富,编排体例最为周到的大型英文成语辞典。

        最有影响的汉英大辞典,《汉英大辞典》,张云鹏编,上海岭南中学1920年初版,964页。此后又出版了该书的最新增订“正编”及“续编”。

        最为实用的《英文作文模范辞典》,实用语言学社编,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精装,650页。这是一部很特殊的实用型辞典,实在是作文描写手册一类的工具书。把它列入辞典范围,虽有些牵强,但广义上的辞典,应该比较宽容。

        我这里仅以通用类辞典为限,没有包括专科类英汉汉英辞典,因为其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收藏专题。通用词典在文化交流中,起着基本操作平台的作用,对不懂或初学西文的人来说,通过教学、自学、阅读,接受本土化了的外来观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苦难深重的时期,人们一边生存,一边学习,就像我们国家近现代的历史,一边生存,一边发展一样。虽然艰难困苦,可还是成长发展了起来。这些老英汉汉英辞典,已经很少或是根本就没有人再使用它们了,可是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史来回顾,它们却是不可或缺的文献证据。其文献价值、版本价值远远大于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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