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走人迹罕至之路

    ■本报记者 丁杨

    自从推出《巫言》（印刻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朱天文轻松了很多，八年的辛苦，对自己对家人乃至对众多静待她新作出炉的读者总算有个交代。作为当今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两年她始有闲暇走出自称“山顶洞人”般的闭关写作状态，写写侯孝贤新片的剧本，酝酿公益色彩的事关台北街猫（流浪猫）的书，甚至，还在前不久先到上海书展后到北京与公众和媒体面对面交流。

    京沪两地接连四场讲座人满为患、一座难求，这对素来低调的朱天文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次大陆行绝对是带给我一次文化震撼，我觉得自己像个摇滚巨星，在上海、北京面对读者，我才发觉原来我写的东西有那么多人在看在关心，我看到还有那么多并不是和我同代的读者，给我很强烈的回馈感觉。回到台北我要好好把这些天的见闻、体验沉淀、吸收一番。我会带着这种支撑，好好写作来回报读者。”返台北前一天，她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意犹未尽地说。她说这些天如此密集地公开现身是在台北也少有的事情，“那是我的生活之地，四周的朋友大多是出版界、传媒界的，最好让他们找不到我，不然的话，都是老朋友，答应一个就很难拒绝其他人”，在台湾，她几乎拒绝所有电视、网络媒体上镜的要求，不想自己的脸总是被人看到，“我还要去超市、坐公车，还要去咖啡馆写东西，要维护我的平静生活啊”。

    在台湾，她被以“天文小姐”相称，她卷着的发辫搭在右肩，看上去要比实际年纪小很多，说起话来斯文婉转，偶尔辅以手势和笑，有淡淡的民国气质。她对记者说，“你也可以叫我天文师傅啊，我写了30多年，是老师傅了”。她承认这么长的写作生涯肯定会集聚些技巧、匠气，对此颇为警惕，“禅宗有句话，‘古人到此不住’，意思是此时此刻你所处的状态即便是美好的，也不要停留下来，还是要走下去。前面是不确定的、危险的，但要冒着失败的危险走下去，这个对我就算是座右铭吧”。

    从废墟写到歧路花园

    朱天文视近年来的若干新作为以前作品的补足，“好比说我为什么写《荒人手记》？因为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有一篇《肉身菩萨》，也是写同志的，可我觉得那个结尾太光明了，于是一念耿耿”，写下对前作补足的《荒人手记》。《荒人手记》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文坛引发一波此类题材的写作热潮，“大家在模仿，我好像打开一扇门，是始作俑者，这让我不耐烦，我就想下一步要对《荒人手记》做一个反动，于是写了《巫言》，是反动，也有继承的部分。《巫言》的不走线性的迂回的零叙事，已经反动到头了，我就想下一部作品得试着说故事了，是往前走，也是对《巫言》的反动”。

    从《荒人手记》之后，她觉得写作如同构建废墟上的新天使，可是写到《巫言》却写出了意料之外的结果，“我非常愿意和读者说说我如何用八年时间把废墟写成博尔赫斯似地‘歧路花园’的”，她醉心于写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觉得这种悬念和未知支撑着她这么多年一路写下来，“不为名也不是为利”。“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是这样的，我曾经遇见一位不结伴的旅行者。”这是《巫言》开篇第一句，玄机重重，意蕴深长。她解释道，“菩萨低眉根本不是什么慈悲，我觉得是要自保。看见了假装没看到。不结伴的旅行者，是说这条路总是自己在走，没人能帮你，个体的生命无法取代，哪怕很多前人留下经验教训，这条路追溯到最后也还是一个人走，这是人的悲哀”，写作注定是独力前行寂寞的事，也是力有不及无奈的事，一如上面这句话。

    不止一篇评论将《巫言》看作朱天文写作晚期的标志性作品，但无论年龄还是写作状态，说她处在成熟的盛年更确切。“是吗？我还在写作的盛年吗？好高兴。”她拍手笑道。“我庆幸这么多年来仍在写作的一线，我的写作也没被盖棺论定，还是未完工的状态，这表示我还有机会继续往前写下去，对我最大的褒奖就是我还有可塑性。”回顾过往的创作历程，她觉得其实与不同的人生阶段息息相关，“十七岁的时候，我的写作元气满满，写的都是直觉，浑然天成。等到读大学，我们办《三三集刊》。那时我们是个年轻人的群，所谓呼群保义，事情要是一个人做很孤单，大家一起呼这个群，保护这个义，这和我今天的‘山顶洞人’状态是相悖的。如果说我写到今天还没有变成孤僻的、不近人情的，像晚年张爱玲那样的人，还愿意出来和读者交流，完全是得益于三三那一段”。

    等到离开《三三集刊》进入社会，大家各有各的选择，出国的出国，服兵役的服兵役，朱天文则遇到了台湾电影新浪潮，从此进入另一个艺术天地。“与台湾新电影那些人的结识，与杨德昌、侯孝贤的合作，那个阶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刻痕，我开始不止于做个小说家，还有很多晕染出来的社会关怀，很多社会参与，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今天回过头去看台湾电影新浪潮，她还是感叹当时的电影人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以前的台湾电影都是要用大明星，要有商业性，而新电影第一次不用明星，资金也少少的，但拍的是扎根在土壤里的电影，当时获得极大的社会回响”，这给了她不小的启示，“林间有两条路，但我总是选择人迹稀少的那条，未来的风景因此而不同”。她引用福斯特的诗来形容当时的感觉，“参与新电影的经验影响到我后来生活中的无数选择，总会选择那条人迹罕至的路。开拓吧，一个人走就会有两个人三个人跟着走，最后就会有一条路留下来”。   

    电影是导演的，编剧无份

    从1982年担任《小毕的故事》编剧与侯孝贤（任该片副导演）合作，朱天文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参与了侯孝贤全部电影的编剧工作并屡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殊荣，可以说她见证了侯孝贤的电影轨迹，也亲历了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电影新浪潮。饶是如此，她仍旧有“编剧是在做一个秘书的工作”之感，彼时她已是涉入台湾文坛十年之久的成名女作家，为何甘愿如此？

    “一开始也没有那个想法，对编剧有点好奇也有点野心，但是慢慢会发现这与写小说是完全迥异的状态，从事电影编剧十年之后才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秘书。这是切身经验，当然也与我的合作对象是侯孝贤有关，也许和其他导演合作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她一副认可的神情：“老侯是作者导演，所谓作者导演，跟电影工业体制下制片人为主导的导演非常不同。我常年跟这样的作者导演合作，就会觉得电影是导演的，编剧无份。他用影像讲故事，跟我用文字讲故事完全不一样。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只需把剧本写好，用来养我的小说。剧本就像施工蓝图，导演未必看，他的想法都在他那个破烂的笔记本里，别人是看不懂的，我用剧本把他的‘无字天书’整理出施工蓝图来，给工作人员去执行。这不是秘书是什么？”

    侯孝贤自然是气场超强的导演，却并非不能采纳不同的意见，“文学要从非文学处来，电影也要从非电影处来，做电影的，来源不一定只是电影，还可能有更广泛的源头。我在侯孝贤电影中的贡献，可能都是从非电影处来的，写剧本，还有好的想法，我看到什么好书，这些都会扔给他，都与电影无关”。除了写剧本，她从不参与电影的其他环节，“选角色啊什么的不关我的事，我赶快交出施工蓝图，好回到我的山顶洞去写小说”。

    之所以基本只与侯孝贤合作（早年也曾为陈坤厚、杨德昌、柯一正写过剧本），朱天文的解释是“与其他导演频率不同，如果合作就要讨论，要先把频率调到一样，这很费神，而时间像沙漏，现在已经倒过来，浪费不起”。阿城曾在一篇叫做《稀有金属》的文章中说：“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换言之，侯孝贤的电影是一种独特合金。”对此种说法，她亦觉得生动有趣，“阿城就是很会写啊。我看到他这篇文章，还写了一封信谢谢他。我说，我和侯导演合作了十几部电影，对这种合作最好的题铭就是阿城说我的文字性格里有侠气和英气，‘我每读天文的收在这本文集（《最好的时光》）里的文字，都有她倚马立就的感觉，当然，远处老侯在炯炯地盯着摄影机前的一切’。他说在拍电影的时候，老侯站在镜头前，是在战场上，我在镜头侧面，倚马立就。我回信给他，说这是对我编剧生涯最好的描绘，倚马立就，好有图像感。如果我写了一生，得到阿城这句题铭也就够了”。

    说到侯孝贤新片《聂隐娘》的剧本，她透露道：“这两年主要是在写这个剧本，第一稿剧本已经写完了，阿城在写对白本。我回去还要再收收尾，有些细节还要修改一下。题材从唐传奇而来，这不是改编剧本，基本上是原创了。”她觉得侯孝贤早就该拍一部武侠片，他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很有草莽的兄弟义气，又熟读很多武侠小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想拍《聂隐娘》了”，她介绍，这是关于女杀手的故事，“她为什么最终杀不了要杀的人？事关杀手的职业伦理、直觉和本能”，说是武侠片，其实侧重在女杀手的情感上。她说在她心目中，胡金铨的武侠片才是最有武侠意味的。

    对于朱天文来说，一手写小说，一手写剧本，用剧本来养小说，她分得很清楚，但也不是简单的孰轻孰重所能概括，“我写剧本的时候可以横着写，横写是大陆人习惯的书写方式。而我写小说的时候一定要竖着写，我们写繁体字都是从右往左竖着写的，这说明写小说已经成为我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下一站：时差

    想到人的一生中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朱天文略微感慨：“我的沙漏已经倒过来，开始倒计时了，我得珍惜时间和力气去做我能做的事情，把事情做到不可取代的程度，做到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样我的人生责任就尽了。”她是侦探小说迷，喜欢美国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却不曾动念也写写侦探小说，“我可以喜欢很多，读很多，但我能走的只是那一条路，我的武器也只有写我擅长的小说，哪怕我那么羡慕布洛克”。

    写自己能力所及的，成为她最重要的事，她在《淡江记》简体版序言里写道，“何以解忧？唯有小说”，指的正是写小说。那么不写小说的日子里，以何解忧呢？“当然是阅读！我读书很杂，现在时间那么宝贵，不大可能读很多新人新作，很多旧书都要一读再读。很多导演的电影我也要一看再看，比如波兰大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白》、《蓝》和《双面维罗尼卡》，拍得那么好，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曾经，北野武的电影也是我必看的，后来感觉不大对，就算了。”

    张爱玲呢？一直以来，谈到朱天文，张爱玲就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张的小说曾是少女时代朱天文的热门读物，等到她开始写作，每每被看作后辈作家中写作最富张爱玲小说神韵的一个，而今，她心平气和地告诉记者：“小时候我觉得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是唯一，那时我读的书也少。从早年我受她的影响甚至有意模仿她写作，再到后来我青春叛逆，想要摆脱她、背叛她，今天我再看张爱玲，她只是我喜欢的许多位作家中的一位。”最近，她在读一位远在新疆阿勒泰牧区生活的青年作者李娟的文章，“是阿城向我推荐的，他把网上流传的李娟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我”，在上海书展的会刊上，她提到“我在台北，我读到了李娟，真不可思议我同时就在李娟那唯一无二的新疆”。

    从北京返回台北，她就又要回到她的“山顶洞”了，不用电脑，不与外界多接触，专心地、孤绝地写作，“我在写作时是真正的闭关，这是我有别于其他写作者之处，如果不够专心，我很难写出新东西来，还会停留在既往的经验中，而不是无中生有，生出一个自己都吃惊的作品来”。她在国家图书馆题为“我对文学的黄金誓言”讲座中言之切切，“现在没有人讲山盟海誓，多不算数的。我在这里说出我对文学的黄金誓言，在场的朋友都是见证，我要回去好好写下一本书，下一本书没写完之前我不再出来和读者交流”，她说，誓言第一条是，作为小说书写者，她希望是人和物的发现者，第二条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在场的不缺席的人，“我在生活现场做个不缺席的人，我看见、我记得、我写下”。她笃信只有不断写出新作来才能出来和公众互动，不然就没必要露面，“新作起码有些新的符号、关键词可以拿来说说，最主要的是写的时候全凭直觉直感，未必清楚到底在写什么，等到书出来，回头一看，后见之明，哦原来写了这么个东西，会乐意去说明它”。 

    下一部作品，是关于时差的，在写完《巫言》的时候，她“本打算假以余勇一口气冲下来，但之后开始写《聂隐娘》的剧本，写关于猫的书，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搁置下来”，她说新作的故事题材和题目都有了，万事俱备，只欠动笔，“我回去先把关于街猫的书写完，之后希望花两年时间去完成这个时差的故事”。

    朱天文一家人爱猫是出了名的，她和妹妹朱天心常年照顾着一大群流浪猫，据说姐妹二人几乎不会同时离家外出——总要留一个每天喂猫。五年前，朱天心在《猎人们》中写到的那些猫的故事曾打动很多读者，如今，朱天文终于也要将笔触探向这些小动物了。“这套猫书的写作，更像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概念，社会意义大过写作的美学意义。朱天心已经写了，我接棒写第二本，第三本是台湾某个流浪动物认养机构的成员所写，第四本由作家骆以军来写，他不养猫也不懂得猫，他的看法会很有意思。”她希望凭借这套书的问世，能或多或少改变人们看待流浪动物的观念，以这种模式起到带头和开路的作用，“延伸出去会是很深远的影响，也是很漫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