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922年10月“讲义费风潮”

    ■程 巍

    可以说在1917到1922年间，蔡元培校长是以他个人的魅力维系着一校之内各种冲突的力量对于他的个人忠诚，而不是对于制度的忠诚，但个人魅力对于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力与一种千百年来已成为内在律令的道德约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是短暂的，而经由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这种传统的道德约束已在1917年那一代年轻学生心中连根拔除。

    林白水提到北大学生并非出于家境拮据、无力给付讲义费而行此非法之事。这与曾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关于北大学生的阶级来源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即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有钱阶级”，其中不少还来自官宦之家：“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子女。”

    作为北大三度的代理校长和后来的正式校长（1930-1945），蒋梦麟谈到那时各校校长的处境：“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了，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得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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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下午，当站在北大校门口的蔡元培校长望着北大学生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从他面前经过，朝天安门的方向远去时，他的心情一定矛盾重重，但其中一种心情肯定是幻灭——自1917年1月上任来，他一直努力经营的这个“研究学理的机关”在这一刻不再是一个学术的乌托邦了。更令他绝望的是持续两个月的学潮结束后，大学生们依旧不想返回自修室和图书馆。5月9日即已辞职返回杭州的蔡元培对政府方面在处理学潮上的方式上并没有多少不满：被捕学生早已被释放，且政府已肯定学生此举出于爱国之心，只是提醒他们“应有恪守范围”。而蔡元培依然拒绝复职，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学生。直到来杭州请他北上复职的学生代表们向其保证“校外集会，以后谢绝参与”和“要求今后学生行动，服从指挥”两项条件后，他才答应回校视事。

    行前，他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后，重述了他5月9日“辞职启事”中所引“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两句古文的深义：“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功，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对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

    1920年5月，时当“五四”一周年纪念，他又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先肯定五四学生运动对于唤醒国民爱国之情的积极作用，但很快笔调一转，写道：“但是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们的损失，还好计算么？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功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功。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著实不小。然总没有比罢课问题的重要。就上头所举的功效和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么解决？有了学问恐怕还解决不了吗？所以我希望自这周年纪念日起，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以前的成效万不要引以为功。以前的损失，也不必再作无益的愧悔。‘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打定主意，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

    但这些话对于已发现自己的政治能量并已习惯以“街头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的大学生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作用了。只不过蔡元培校长没料到，不久之后的一天，学生风潮会发生在北大校园之内，且这一次，不是政府、而是他本人成了这场风潮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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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谈到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状况时说：“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了全国舆情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至于北京大学，他[蔡元培]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已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尽管蔡元培在1919年五四事件之后一再向本校学生重申纪律，但他已经控制了不了局面，而他本人在1917到1919年间获得的本校师生对他个人的崇高敬意——这种敬意甚至变成了一种个人崇拜，我们可以从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突然辞职南归在北大学生那里引起的惶恐无所依的情感看出这一点：“自先生恝然南旋，生等夙夜诋惧，茫无所归。”——也因为学生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能量以及蔡元培自己在各种角色之间的进退失据而渐渐消退。可以说在1917到1922年间，蔡元培校长是以他个人的魅力维系着一校之内各种冲突的力量对于他的个人忠诚，而不是对于制度的忠诚，但个人魅力对于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力与一种千百年来已成为内在律令的道德约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是短暂的，而经由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这种传统的道德约束已在1917年那一代年轻学生心中连根拔除。

    当蔡元培的个人魅力已消退到不再能在学生那里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时，北大内部原来因对校长的一致忠诚而被遮蔽起来的各种冲突力量就会立即浮出水面。在1922年10月以前，令蔡元培感到焦虑的还只是“校园”与“社会”合一，当“校园”与“社会”合一时，他总是徒劳地挡在两者之间，试图将它们隔开，可他本人又是唤起学生参与社会的鼓动家。1918年11月，他在天安门为欢庆欧战胜利而举行的群众演讲会上对大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教育。在外国叫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大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他大概忘记了不久前他提出的大学理念，即大学是“高深学问”的研究之地，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而“设法给人人一点大学教育”的“平民大学”那时既无可能，也不是北京大学的份内之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既然基于社会分工，就不能混淆“大学”的功能）。

    对此，事后之明的胡适评论道：“这几句话可以显出蔡老先生的伟大精神。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之外。他老人家忍了两年，此时他真忍不住了！……蔡先生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之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其实，北大一刻也没有脱离政治，而政治——权力的博弈——也不仅是北大师生对“校外”政治的干涉，北大自身就是一个纠缠了各种权力诉求的政治场。

    不管怎样，在1922年10月之前的历次学生政治运动中，蔡元培一直是一个站在校门边徒劳劝阻学生游行队伍出校的尴尬角色。不过，1922年10月，校外没有发生可使学生奔出校门的政治或外交方面的突然事变，愤怒的学生却朝他奔来了——这种“弑父仪式”迟早要到来，而它借助于“讲义费”这个事件而爆发，则只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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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蒋梦麟说，“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里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要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浸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由于学校财政困难，北大评议会（校园民主产生的学校最高决策机构）通过表决，决定向学生适当收取讲义费，但这却惹恼了部分学生。蒋梦麟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形写道：“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进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或许蔡元培本人才最深刻地看出这起小事件的深远意义，因此绝望和悲恸之感溢于言表。他在呈总统和教育部的《为北大讲义费风潮辞职呈》中写道：“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几日后，风潮消退，他回校视事，更以“暴乱”、“暴举”等词来取代前此他所用的“风潮”。他在专门为此事件召开的北大全校大会上说：“我这一回的辞职，有多数的人都说我‘小题大做’。但是我对于十八日的暴举，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所羞为，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横蛮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

    这种绝望的心情使他对北大今后的状况更加感到焦虑，他说：“但是我回校以后，就能保证本校不破坏么？我一个人有多大能力？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精神方面的破坏，原因最大的就是感情隔阂。一个物体，若是内部的摄引力，受了障碍；他的各部分，受了外界较强的摄引，一定要分解，这是无可疑的。人群也是如此；若是一群里面，大家互相亲爱，就是有彼此不相了解的事，一定可以用很诚恳的态度，把两方为难的情形，比较研究，得到折衷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的意见，不能不完全牺牲，也一定可以无憾。若是感情有了隔阂了，遇着小小不方便的事，就可以看作有大作用在后面，听了旁人几句挑拨，信为千真万真；还有加上春秋诛意的方法，锻炼周内上去[原句如此，恐排印有误——编者]。敌对的意思日增；良好的感情日消；那就无时无事不可起冲突了。”蔡元培反复谈到一个共同体的“亲爱”，可如果儒家的“孝悌”观念已从学生心中连根拔除，人群的“亲爱”何以产生？靠“德谟克拉西”？

    就北大讲义费风潮，胡适1922年10月22日在《努力周报》上撰文道：“北京大学这一次因收讲义费的事，有少数学生演出暴乱的行为，竟致校长以下皆辞职。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到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几年教职员屡次因经费问题，或罢课，或辞职；学生竟完全无主张的地位。懒学生落得不上课，不考；好学生也只顾自己可以读书自修，不问学校闹到什么田地。学校纪律废弛，而学生又无自治的组织，一旦有点小变故，自然要闹到‘好人笼着手、坏人背着走’的危险境地。目前的风潮，也许可以即日结束；但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

    《社会日报》的主笔林白水认为讲义费事件虽小，却令对北大学生寄予厚望的那些视教育为立国之本的人感叹“青年学生之无望”。他在《敬告北大学生：德谟克拉西精神何在》一文中对北大讲义费风潮评论道：“北京大学学生，非提倡德谟克拉西者耶，一切校务之进行，皆经过全校所选举之委员会、评议会，以多数之决议行之。校长及少数教职员，固无能专制者也。然则讲义录纳费一事，固亦经过委员会、评议会多数之决议矣，奈何有不服从此决议，而悍然思所以推翻之。将谓评议员不足以代表多数之学生耶，则改选评议员可也。若未经改选，而不承认评议员会之决议，是公等对于所谓德谟克拉西者，固毫未了解其意义。前日之作此主张也，以其便于小己故。今日之破坏此主张也，以其不便于小己故。夫以不便小己之故，可以任意破坏德谟克拉西，然则他人苟以民主共和国体为不便于小己，公等将提倡复辟，赞成帝制乎？蔡校长之对学校对学生，吾人敢信其决无丝毫专制，无丝毫不体恤人情之举动，讲义录收费，在学生所损甚微。而于学校经费，裨补甚钜。公等第稍节其纸烟之费，逛公园，逛游艺场之费，买丝袜买金边眼镜之费，打麻雀扑克，吃花酒看电影之费，即足以弥补此项正当之开销。公等之父兄，决不吝此区区，而赞成公等侮辱校长，迫使辞职者。他不具论，果此案推翻，校长真出于辞职，则是后校务进行，以专制为便，抑以共和为便，服从法律为便，抑以随时任意蹂躏德谟克拉西为便，小人不学，敢问所谓最高学府，号称智识阶级之北大大学生，敬问之。”如今轮到校外的记者向以“德谟克拉西”为旗号的北大送去真正的“德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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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白水提到北大学生并非出于家境拮据、无力给付讲义费而行此非法之事。这与曾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关于北大学生的阶级来源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即这些学生大多来自“有钱阶级”，其中不少还来自官宦之家：“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了邻居们的支持。”他所说的“邻居们”，是指一些在野的政治势力，它们利用学生来反对政府。

    林白水在1921年4月就北京八大高校索薪并提议教育基金独立的事件，发表一篇题为《教育基金独立与教育独立》的评论文章，分析1917年以来北京高校学生的状况。

    这五年，恰好是“新文化运动”在北大轰轰烈烈展开的五年。林白水将五年来北京高校的教育状况的恶化悉数归咎于校外的失势的政党势力的勾搭，而避免谈及新文化派及其“新文化运动”本身对这种教育状况应付的责任。然而，新文化运动派以党同伐异的姿态和充满攻击性的语言对付其反对派，已在学生中造成一种好斗的风气。当陈独秀在1917年2月的《文学革命论》中宣称要以“四十二生的大炮”轰击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时候，就不能指望新文化派的年轻跟随者们不以实际的暴力来解决一切可以解决或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北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谁是卖国贼，谁就是卖国贼——就对一个政府官员大打出手，并纵火烧掉一座房子，那他们同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校方收取讲义费的规定是不对的，而以“街头政治”的方式对付校长和民主评议会的决议。

    在回顾1919年之后一场接一场的学潮时，蒋梦麟说：“学生们所选择攻击的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作为北大三度的代理校长和后来的正式校长（1930-1945），蒋梦麟谈到那时各校校长的处境：“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了，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得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他接着写道：“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