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圣遂：品质，是人文图书走出去的关键

    文化像水，往往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虽然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上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能和西方国家相比。然而，最能体现中国价值观的图书就是人文类图书，人文图书的“走出去”是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对此，资深出版人、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贺圣遂教授深有体会。几年的努力，无论是在西方主流社会，还是东亚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都输出出版了一批叫得响、形成了品牌的人文图书，贺圣遂的经验就是，“人文图书走出去，要有真正代表中国水平的图书”。

    “图书‘走出去’是国家的战略考虑，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经济复兴，同时文化也在努力复兴的一种表现。当然，‘走出去’需要有规划，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产品。以我们的经验，有好的产品，就比较容易走出去；反之，走出去就没有价值。”比如，复旦社的《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和《国学概要》，版权输出并获得广泛的反响的原因，贺圣遂认为是，“这些在国内代表了我们30年来人文社科建设的比较好的著作，海外读者也会感兴趣”。

    但是，这并不代表出版社没有作为。“作者在撰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走出去的因素，作为出版者，可以给以一些积极的建议。我们的出版社，应该更多从文化市场的角度考虑走出去的问题。由出版社来筹划组织，做一些走出去的项目，也是必要的。”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我们的国家》这一套小丛书，由知名的学者撰述我们国家悠久历史的基本状况，比如文学与情感、艺术、国家疆域、民族、人口、思想观念，深入浅出，文笔优美，叙述亲切，既瞄准国内的大众读者，作为国民素质教育的读本，同时，复旦社也考虑到国际市场的需要，“这是一套非常适合孔子学院的教材”。

    人文图书走出去，什么样的图书会是排头兵？在贺圣遂看来，应该是“两个中国”。“一是‘传统的中国’。至少3000年来，这个国家的疆域不变，语言不变，文字不变，传统中国的魅力是外国人感兴趣的；第二，是‘今日的中国’。当下中国，短短几十年，先是民族自立，然后又创造了经济奇迹，恢复了自己的汉唐气象，这是国外所惊讶的，也急于想了解的过程。”同时，贺圣遂还考虑得更多。他认为，还应该把传统中国和当下中国连接起来，比如，中国文化的要义究竟有哪些，为什么能够支撑中国文明的发展，另外，当下中国里，传统的东西发挥了多少作用。“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应该好好总结，要输出，也应该输出这些独特的东西，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法完成进步的东西。”而在贺圣遂看来，这些“独特的东西”，很多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观念和凝聚力。在这里，贺圣遂要提醒的是，在中国文化热的背景之下，并非打上中国标记的都是好的。有些基于文化一时的潮流酝酿出来的，并不代表中国。

    输出版权后，如何实现有效销售，正是国内出版界探讨和关注的命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国外的渠道，那么，在输出的过程当中，就应该努力选择好有影响的合作伙伴，通过与合作伙伴互惠互利的真诚合作完成我们渠道的畅通。同时，一定要有好的产品，好书会把‘无渠道’变为‘有渠道’。”贺圣遂认为，只要世界关注中国，中国的文化产品就会有市场。

    作为一位古籍研究专家，贺圣遂告诉读书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非常成功的走出去的经验的，至少从唐代开始，中国文化就已经成为亚洲文化和文明的标志，这有我们主动输出的原因，一种希望周边民族和国家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愿，更多的是，是别人亲近我们，将我们的文化带出去的。“当别人需要，上门来请教和带出去的时候，走出去就很自然的成功了。”贺圣遂回忆起一位法国学者写过的一本书，《什么是西方》，尽管这位学者带有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好的文明，但是他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即使“西方文明这么了不起”，也是在有限区域里实现的，在亚洲，像中国、日本，并没有接受西方文明，也做出了让他们惊奇的状况，是值得研究的国家。“这正是我们吸引世界的地方。”贺圣遂说。  

    “我们不排斥别人优秀的东西，同时，中国文化是有它的很多特色的。”贺圣遂真心希望，这些特色随着我们国家的强盛，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重视；同时，希望这些特色使我们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时候，有更多的民族自尊心，更为别人所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