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先生，郭先生

    今年是常风先生诞辰100周年。从谢泳兄的博客中看到他在征集纪念文章并准备出书，不禁勾起我对常先生和郭先生的一点思念。

    常先生，常风；郭先生，郭吾真；均为山西榆次人。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同学，50年代院系调整后，夫妻双方回家乡山西大学执教。常先生享年92岁，郭先生享年整百岁，可谓是青年相识，百岁到老。以年龄计，他们是我的师祖辈，但自打相识，我就一直分别称他们。我不敢对两位先生的学问置喙，只想将亲炙先生的一点感受写出来，以表达我对两位先生的敬仰与思念。

    我是1979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的，郭吾真先生当时是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负责人，本科三年（1982年我提前考取本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郭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同学中相传系里有一位极有修养和学问的女教授，曾经和吴晗是清华大学的同学，那便是郭先生了。

    从1982年秋季研究生入学开始，我和郭先生有了真正的师生之交。那时，研究生招生数量不多，我们那一届全校包括中文系、物理系、历史系三个系共招收硕士生10人，而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就占去一半5人。学生有一份自豪感，老师也因能带研究生有一份光荣感。郭先生当时已过“耳顺”之年，我们都是20出头的毛头小孩子，自然跟她有一种祖孙辈相亲相爱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见到郭先生，无论是上课的课间，偶尔在校园碰到，还是她到宿舍找我们，她总是那样问寒问暖，问生活问学习，也总是那样衣着整洁，谈吐优雅，待人谦和而不失风度。我们曾在私下窃窃议论，咱们郭先生应该是山大校园里最有学问和风度的女教授。

    郭先生的老伴常风先生，我那时并没有什么接触，只是知道他也是清华的高才生，57年曾经打为“右派”，现在外语系担任系主任职务，最多也就是逢年过节大家一起拜访郭先生偶尔见到过。然第一次见到的印象便是一位风度翩翩，极有学问的长者。银发背头，金丝眼镜，高大而不失秀气。我又在暗暗私揣这一对夫妇应该是山西大学的一道风景，一道学问道德仪表修养堪称楷模的风景。

    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历史系做教师，居然和郭先生成了同事，自然是以师祖执礼，不几年，郭先生便退休在家了。郭先生退休后，我们之间的交往也没有减少，常例是每年过大年前后（我每年是要回老家晋南过大年的）我都会去常府拜年谒见，记得有一年竟带着自己只有几岁的小女儿去过常府。郭先生一幅慈面和蔼样，护犊之情十分炙热，除了总是问我“行龙，你现在很忙吧”之类的，总是让我靠近她坐，我则一幅孩子样，经常扶着她的胳膊，贴着耳朵说长论短。郭先生晚年耳背，经常戴着助听器，声音很大也难免听不清楚。常先生则不多言语，偶尔还纠正郭先生不准的听力，插上来一两句，算是对我们谈话的注意。

    进入90年代以后，校园内经常能够看到常先生手执拐杖，郭先生相扶照料一起出来散步的身影，两位老人都是白发苍苍，但都是那样挺阔整洁精神矍铄。郭先生依然身着小西服，腰板挺直，常先生经常一袭风衣，气宇高雅。那样的闲适，那样的恬然，那样的相濡以沫。那是一道风景，一道至今让我感到再也见不到的风景。再几年后，常先生患病卧床，校园内永远失去了那道风景。

    常先生卧病不起后，我到常府谒见看到的又是另外一道风景。他们的住处是山西大学1950年代从侯家巷老校区搬迁过来后建设的老住宅楼，一些有资历的老教授都住在这里（历史系郝树候教授也住此楼），常府是4号楼二层东户，推门进去是窄长的过道，右侧的主卧室应有近20平米，除窗户一面外，三面靠墙皆是书架。室内又一分为二，右边一张床是郭先生休息的地方，中间以简单的柜箱相隔，左边一推门进入又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常先生卧床后就常年躺在这张病床上。对面靠窗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茶几两边各一个小沙发，郭先生总是戴着老花镜和助听器坐在左边的沙发上，或者看书，或者喝点茶，或者与常先生聊上几句，或者可能就是什么也不说不做地端详着常先生，这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这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风景。常先生卧床后，我是再没看到郭先生出来散步的影子。记得1997年1月下旬，我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放假回到学校，带着从北京风入松书店买到的常先生的《逝水集》专门到常府请常先生题字留念，他老先生就是那样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用钢笔欣然题字：“行龙同志在京购得拙集 告以留题字纪念 留念 常风谨识 一九九七年元月”。题字写就，郭先生还不忘拿出常先生的篆体印章认认真真地印上一记。那个上午，我在常先生床前，郭先生面前盘桓数时，谈天说地，内心的愉悦溢于言表。如今忆记，温情脉脉。

    再后来，2002年常先生以92岁高龄离世，郭先生的身体也大不如前。最后的几年里，郭先生人老眼花，听力虽有一点，但已经很是微弱，几乎到了尽失的地步，她和我之间的交流又进了一步，可怜的只能以书代谈。小茶几临时成了书桌，一个小学生用的课业本，一枝毛笔和普通的小墨盒，她不再写字了，我写上一些“祝你老活到百岁”，“我们都挺好的”之类，她不时地问一点同事、学生、学校的事，我就那样简单地写出来端到她眼前请她一看，郭先生看过后经常是微微点头，算是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一生百岁，仁者长寿，笔端至此，不禁怅然。

    常先生和郭先生有一外孙女赵兰，现在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如今系改学院了）办公室任职，她是1990年代部队复员后，为照顾姥爷姥姥起居校方特别同意招来的。几年前曾跟我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让她做的就是姥爷常风先生家族——愉次常家的家族教育，已经顺利地拿到硕士学位。其实，赵兰并没有上过什么正规大学，但平时深受姥爷姥姥影响，勤奋好学，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待人接物，天然质朴，热心谦和。在她的身上，我能看到常先生和郭先生的影子，也是带着一份对两位先生的景仰之情乐意带她这个学生的。就这点事，郭先生每次见到总是说感谢我对赵兰的关心，搞得我实在不知所措。赵兰的妈妈，现在在校园也经常碰到，时常是停下来聊上几句，自然是十分地亲切。我想，常先生和郭先生在天有灵，能够看到我们如此地相处，应该也有一份安慰。

    拉杂的很，心却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