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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夏志清教授评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第一人”的葛浩文，对作家莫言不无偏爱。他认为莫言的作品不会不好，压根儿不用怀疑，因此几乎每部都翻译。
他的评价大致代表了多数汉学家们的判断。否则，莫言的作品不会在版权输出上位居中国作家第一。目前，他的大部分长篇都被翻译成外文，其中《红高粱家族》有16种译本，长篇小说《酒国》有6种，《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等都有各种译本。
尽管不断有评论质疑莫言写得又快又多，实际上，对于每两年至四年出版一部作品的作家而言，莫言的写作速度委实算不得快。这恰恰从侧面反映，他的作品每一部都掷地有声，显出了不可替代的传播和影响。他的作品被翻译的速度之快，几乎刚被印成铅字就被介绍到国外。如果说莫言的作品最初被国外读者接受，是因为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缘故，那么他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已从电影耀眼的光环笼罩下走了出来，形成更为独立且广泛的影响。这在很多作家看来，有些神秘而可望不可及。莫言是怎样成为汉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又如何成功地走向世界？8月21日，莫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翻译家被我小说中的描写忽悠了
读书报：在前些天召开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您被汉学家们反复提到。在您的作品被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和他们交流也比较多？
莫言：藤井省三在翻译《酒国》时就自己摸着去了高密，吉田富夫在翻译《丰乳肥臀》时我也带他去过，他每年都会带学生来北京，所以见面比较多。翻译过我的《酒国》、《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法国汉学家杜特莱夫妇也去过高密。韩国翻译《生死疲劳》的翻译家自己去过高密。很多留学生去过。英、法、意、瑞典、日、韩等国的翻译家比较熟悉，但像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翻译我的作品，都是由英文转译的，翻译家不需要与我交流，所以从来都没见过。
读书报：翻译家们去高密，更希望了解什么？
莫言：大概都是被我小说中的描写忽悠了。吉田富夫去高密，想去看我小说中的磨坊、河流、高粱地等场景，但只看到一条干涸了的小河沟，根本没有我小说中那样的澎湃奔流的大河。他问我大河呢？我说，就是长江黄河啊！森林呢？我说在长白山；沙漠呢？我说在内蒙古。
作品翻译得好坏只能碰运气
读书报：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莫言：葛浩文翻译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成果最多，影响最大。他已经翻译了我六部长篇，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中篇，目前正在翻译《檀香刑》和《四十一炮》，他也很喜欢《蛙》。
像意大利的米塔、李莎、法国的杜特莱夫妇、尚德兰、瑞典的安娜、德国的马蒂娜、白嘉琳、日本的吉田富夫、藤井省三等，这些都是学养深厚、作风严谨的汉学家，我的作品能被他们翻译，是我的幸运。
读书报：但是汉学家国际研讨会上，作家们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提出疑义，认为他像外科医生。翻译要删节您的作品时，您本人有什么原则吗？
莫言：作为资深翻译家，葛浩文对文本的处理是有丰富经验的。考虑西方读者的习惯，对拖沓或雷同的文本删节，对政治历史背景性的内容删减，应该有积极意义。当然这得经过作家同意。在西方来讲，经纪人往往是作家的第一个读者，会提出很多修改意见，这都是商业化操作，但有的意见也许是对的。总之，我和西方翻译家合作很愉快，他们对我的作品的删节，都跟我进行过反复磋商，并得到了我的同意。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大多数不懂外文，作品翻译的好或不好，只能听第三者的反映。有些是在外国生活了多年的中国朋友读到译本，有些是外国人中懂中文的朋友，我还是相信后者，他们的判断可信度更高。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生活多年，在非母语的译本中对语言风格微妙的感受，恐怕很难做出判断。也有的作家通过朗读的效果来判断译本的优劣，但这并不可靠。他们找来朗读的多半是话剧演员，有很高的朗读技巧，拙劣的文本也能读得声情并茂引起强烈反响。而一些好的文本，鲁迅深沉委婉的小说或郭沫若激情澎湃的诗歌，如果让我朗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
读书报：在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作家只是被动地被选择、被翻译吗？
莫言：这个没办法，碰运气。碰到优秀的翻译家，能更多地保存原作风貌甚至可能加分；碰到不好的翻译，一流作品也可能变成二流的。有些外国人汉语口语流畅，不代表有好的母语写作能力；有的汉学家，讲中文结结巴巴，但翻译出来的文本很漂亮。
读书报：您理想中的翻译和作家的关系，是怎样的？
莫言：翻译过程本身是流失的过程。意大利翻译家李莎在汉学家研讨会上讲得很好，她认为翻译家和作家之间应该有内心的隐秘的交流。翻译是充满冒险的创造性活动，一定要在外文中找到和中文独特的对应物。对翻译家来讲，翻译故事并不困难，最难的是语言，作家的语言风格。葛浩文说他翻译王朔的作品时，就试图用纽约街头的痞子语言来置换北京痞子语言。比如《檀香型》的日文翻译就很成功，吉田富夫在翻译时和我交流过，他的故乡也有民间戏曲，于是就找到了一种对应的东西，他翻译得舒服，读者读得舒服，也更能传达小说原来的风貌。日本读者谈他们读《檀香刑》之后的感受，说感觉很多声音在耳边环绕，余音绕梁。
作品出现在不同国家的读者面前，应该没有障碍，并且能产生一种呼应，这是理想境界。作家和翻译家有相同的体验，那么翻译家会把自己的经验移植到作品中去。比如《丰乳肥臀》中女主人公上官吕氏是个铁匠，光着膀子打铁，这个形象本是我艺术化的编造，但是吉田看了很兴奋，因为他的母亲恰恰是个掌钳的铁匠，他本人也当过小铁匠，所以他翻译到有关打铁的章节时，时时会心而笑。这样的翻译家，完全可以理解作家描写的生活，翻译起来自然也得心应手。这也就涉及到了一个老问题：有的翻译家用三个月翻译完一部小说，有的翻译家用了三十年，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用了三十年时间的翻译，难道就真的比用了三个月的好吗？
作品的思想力量引起了西方翻译家的注意
读书报：您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接受情况如何？
莫言：跟国内情况差不多，《红高粱》是翻译最多、最早、影响最大的作品。冷门的小说像《十三步》翻译成法文，读过的读者也很少，也偶尔有读者看过这部作品，认为是我作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有人认为《酒国》是我最好的小说，也有些翻译家认为不该这么写，传达的观念不正确。像《檀香刑》，国外和国内的读者认知都差不多，一类认为非常好，一类认为太残酷。德国奥格斯堡有一位教授写了一篇关于《檀香刑》的评论文章，在他看来，被绑在木桩上受刑的人是中国版的耶酥——国外读者理解小说会有奇怪的角度，让你感觉到新奇而惊喜。
读书报：您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的情况吗？
莫言：外文局有个刊物叫“熊猫丛书”，还有刊物叫《中国文学》，最早翻译了我的短篇《枯河》。1988年，法国翻译出版了我的《红高粱》，接下来是《天堂蒜薹之歌》。1988年张艺谋从日本带回来一本日文版的《红高粱家族》送过我，我这才知道此书已经被翻译成日文。那时中国还没加入国际版权组织。
读书报：前些日子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自己成为中国作家中外文译本最多的作家时，说这“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是否言重了？
莫言：有些人认为更优秀的作品还没有翻译出去，认为我们这些被翻译得比较多的作家的作品，并不代表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品。
读书报：那么您本人怎么认为？
莫言：国外翻译家选择我的作品翻译，有必然性。必须承认新时期文学那批作家，作品被翻译是跟电影有关系，准确地说是跟张艺谋有关系。但是慢慢地就不受电影的牵引。翻译家们有自己的眼光和文学标准，他们选择翻译谁不翻译谁，是根据自己的文学爱好。西方的商业市场并没有影响到严肃的翻译家的自我选择。我们这一批作家，应该是靠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引起了西方翻译家的注意。
读书报：中国作品走向国外，大致有几种状况？
莫言：几种状况都有：有的是翻译为了谋生，完成出版社交给的任务，有的是喜欢作品而翻译。出版社看好某部书，如果翻译家也非常喜欢，那是两全其美；如果翻译家不喜欢，那么翻译的过程会很痛苦，用心的程度也大打折扣。
我也知道，翻译过程中存在一种现象：当某部作品受到批评或禁止时，西方出版商会一涌而上，这不关翻译家的事，而是西方的商业出版操作发挥作用。1988年葛浩文给我写信、打电话，说看了《天堂蒜薹之歌》非常喜欢，完全被打动了，希望能翻译，翻译了能否出版还是未知数。
读书报：近些年汉学家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不算高，您怎么看？
莫言：做出这样的判断很冒险。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在阅读量有限的情况下对一个国家的文学创作做结论很可能以偏概全。我感受近十年来，文学的整体水平没有降低，而是在一个高度上延伸，没有滑下去。任何说中国文学滑坡的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你读了哪些作品？你对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和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做了比较？只有做了比较才能说服人。我这么说是建立在我有限的阅读基础上，翻开《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看到那些名字陌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技术娴熟程度上，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描述和人物塑造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水平。
市场的诱惑的确使很多作家包括我本人，目光左顾右盼。谁的小说出来发行了一百万册，卖了多少电影版权，总会让你的心头受点刺激。这说明你没修炼好，已经受影响了受左右了。如果定力不够好，还会研究为什么畅销，下部作品可能还会向它学习，那些畅销的流行的元素不知不觉会进入你的作品。回头想想，产生了伟大作品的年代里，和伟大作家同时代写作的人成千上万，唐朝不就留下了李白、杜甫么？几百年来最经典的作品不就是《红楼梦》么？古代如此，当代也如此，没必要也没有可能每年都出杰作，也没有必要要求30年必须产生伟大作品。我们个人经历30年很漫长，但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一瞬间。杰出的、伟大的作品产生，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因素，只有当各方面原因碰巧了，杰作也就产生了。
文学走出去不要急于求成
读书报：中国作家协会以及一些大学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采取了很多相关的措施。您怎么看？中国文学现在逐渐转向主动走出去，您认为这种主动性会有多大效果？
莫言：国家富强了，这是基础。不仅输出其它商品和技术，还要输出文化。这是好事情。中国近几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国际影响扩大，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这是事实。国家拿出了基金，向海外推介中国的文学，有官方半官方的机构，选出了一批向外推介的书目，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推荐的机构越多覆盖面越大，但是每个机构可能在选本上都会有重复的地方，我希望不同的机构在选本上有独特的风格和重点关注的方向，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要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
推荐过去，国外的读者接受与否又是个问题。这个事情前苏联也有过。他们拿出庞大的资金推荐自己国家的图书，但是有些作品推荐出去后形同垃圾，对作家来说只是被翻译了而已。
作品译介可以是多渠道的，汉学家也要主动发现，这种兴趣化、个性化的翻译更有意思。作家同行们也应该互相推荐，利用国际讲坛等各种形式积极主动地向认识的汉学家推荐介绍同行作品，很多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这是缓慢的过程。今年翻译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没翻译，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世界可能会以上百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和80年代比较，现在中国的对外翻译引起了中国和西方的普遍关注，可能为作品走出去带来积极效果。首先是数量增加了，做译介的人增加了，对翻译过程中技术问题的解决会有越来越多的办法和建议。比如德国的君特·格拉斯，会自己把各国的译者集中起来，共同交流。但是中国作家做这件事很难。首先是资金的问题，将来相关机构可以做这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要翻译王安忆的《遍地枭雄》了，各国的汉学家们都聚在一起来讨论这本书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共同解决，肯定是有意思的事情。
国际版权需要专业化的人才
读书报：您的作品版权输出，版税是如何计算的？
莫言：版税支付方面，越南最少，只是象征性的几百块钱，我的书几乎都有越南文本，但大多数是盗版。有一位去过越南的朋友说，越南书店里有我的作品专柜，我还看过一个越南社科院的研究员写的论文，研究我的《丰乳肥臀》对越南当代作家的影响。他说《丰乳肥臀》在越南非常畅销。根据越南文化部出版局的资料显示，越文版的《丰乳肥臀》是2001年最走红的书，仅仅是位于河内市阮太学路175号的前锋书店一天就能卖300多本，营业额达0.25亿越南盾，创造了越南近几年来图书印数的最高纪录。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有一本样书，还是一个法国外交官的夫人送我的。日本和韩国运作比较规范；欧洲国家中对中国文学热情最高的是法国。版税支付有两种方式，早期的是一次性买断，后来就跟中国大致相同，先预付你一点版税，如果卖得好，超出了预付，再给你算版税。
读书报：在走出去方面，您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莫言：我的版权状况复杂，有的是代理公司，比如日文、韩文、都由代理公司操作，意文、法文是翻译家充当联络人，然后我跟出版社自己谈。
读书报：您和国外出版社在签订翻译合同时，一般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莫言：80年代时，我们没有版权意识，只要有人翻译就很高兴。我去一个国家参加会议，就听到一位中国作家跟出版商说，我的作品你可以随便翻译出版，不要钱。随着中国越来越国际化，版权意识越来越强化。早期我和一些国家签合同，没有期限，也不确定范围。国际版权问题，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真的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帮忙。
我目前的作品在国外的复杂的代理状况是历史形成的，还将延续一段时间。我比较恋旧，不愿变更和朋友的合作。
读书报：国外汉学家们的眼光，还是相对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一线作家身上，为此有些优秀的年轻作家觉得有失公允。
莫言：这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也是被选择的，以后这个情况会慢慢好转。我们这些作家要积极地向外介绍同行尤其是年轻同行的作品。我也是受过前辈作家推荐的。有一年我去新加坡写作营参加活动，主办方告诉我是萧乾先生推荐的。我起码向汉学家们介绍了几十个人。很多作家，跟他同类水平的作家不止一个，如果强调他，就很有可能进入西方视野。推荐他，首先是喜欢他的作品；但也要做到相对客观的推荐，就得提醒自己不要太过主观地判断。所以有些作品我本人虽然不特别喜欢，但作品在国内有很高的评价，也就应该介绍。这需要有个过程，我们这点所谓的“国际影响”，也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也希望汉学家们主动出击，自己去发现好书好作家。
梦想和马尔克斯交流
读书报：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会邀请国内外作家一起交流。您也经常和国外的作家交流，您认为这种交流效果如何？
莫言：我去了日本7次，去韩国、意大利、法国各6次，和国外作家及读者交流比较多。但是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交流，一是非常困难，二是非常痛苦。我见过几个法国作家，互相之间有满腹的话想说，如果翻译水平高，交流可以进行下去，否则涉及文学艺术的问题很难交流，只能限于天气如何这样的浅层次交流，只是走过场，意义不大。两个国家的作家还是希望深层次的、非常自由自在而且充满象征性、暗示性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不懂外语的作家，最好的交流是读对方的书，当然首先要有优秀的译本。读者的交流反而难度会小一些，比如在公开场合演讲后的交流，往往会具体到人物细节。或者说我认识哪个作家，预先做功课再去交流，会相对深刻。有一年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来中国，我事先看了他所有的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他也读了我的书，有备而来，交流非常深入。
读书报：您最希望和哪位外国作家交流呢？
莫言：最梦想和马尔克斯交流。有一年我去日本参加笔会，主办方告诉我马尔克斯也会参加。为了和他交流，我拿出十天时间，把《百年孤独》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过去是断继续续地阅读），遗憾的是后来他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参加。
读书报：您认为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形式，对于作家走出去有何帮助？
莫言：这些活动为中外文化、文学、图书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这和评奖一样，坚持的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关键看怎么运作才更有感召力、号召力。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办图书展、艺术节，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香港书展一年递增十万读者，把书展变成了社会热点，书展期间如果不去就感觉像错过了重大事件。为什么会给百姓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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