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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少红执导的50集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即将于9月初登上荧屏。从最初声势浩大的“红楼秀选”，到拍摄前期的“换帅”风波、“换角”风波，围绕该剧的种种议论始终不绝，及至两年前剧组公布第一批官方定妆照，批评的声音达到顶点。为给新剧造势，北京卫视近期不断滚动播出种种片花与专题片，又将新一轮公众评议的热情点燃。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对于制片方而言，收视率基本上是最不必担心的问题。在中国电视的这个阶段，观众的情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导向上触动制片方呢？
近年来，由各种名著改编或翻拍的电视剧每每引发热议甚至是争论，原因自也复杂多样。新版《红楼梦》也许会成为议论声浪最大的一部，究其原因，除了作品在文学意义上的经典性与传播范围最广大之外，恐怕也与其间包容的中华文化根髓及其关涉到每个人有关。且听周汝昌老先生说——
一
《红楼梦》与一般小说不同之处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涵蕴的民族文化的质素特别浓郁深至。因此，笔者首倡《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之新命题——这是针对以往的“言情”“爱情”“婚姻悲剧”乃至“政治”小说的流行认识而言的。这儿的“文化”，特指我们中华传统大文化，即其整体精神、根基命脉之所在。
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中华的一部“只立千古”（梁启超语）的文化小说，理路可分为四大方面来审视观照——
第一是从氏族文化的视角来看问题。氏族文化是中华大文化之中的一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独具的特色。曹氏是一门历史久远、特色强烈的文化氏族，从孔门弟子曹卹为始，直到汉曹参、宋曹彬，降及明、清两代，中间无数的鸿才英彦，曹操，子建子桓，是中华五言诗的巨源与正流，诗圣杜少陵（甫）就再三赞叹曹植的诗文“波澜阔”“子建亲”，世人皆知“八斗”之才，独推曹氏；这就是“横槊赋诗”“读书射猎，自无两妨”的曹氏“门风”，即文武全材的氏族文化传统——也就是曹雪芹开卷不久即特笔写明“诗礼簪缨之族”的真实涵义。
第二是清初的“全盛”之文化时世。“乾隆全盛”虽是清代文史家的一种赞词，却也并非全属于夸张谀颂之虚文诳语（连具有启蒙家思想、批评朝政的诗人龚自珍，也是如此认为的）。辽东的满族倾覆了明廷，“入主中原”，又一个生产、文化十分落后的边民部落迅速进入了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贵族掌权者，他们以武力统一了全国之后，立即热诚地学习汉文化，进步的速度至为惊人。满、汉两大民族在矛盾冲突与同舟共济、两者并存的复杂情势下，经营缔造，建立了强大而文明的大清帝国。这样，便诞育了一代新型的人才，超群轶伦，具备了满汉融会之优长特色的才华智慧——曹雪芹正是这种新型人才中的一位尤为奇绝者。他生活于这种“全盛”时代，文化成就造诣之高，也可谓之“得天独厚”。所以他撰作的《红楼梦》，特别富于文化质素精华，并非偶然之事。
第三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巨大里程碑。综观我们的“文体”史，其脍炙人口的几大“段落”就是《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文体”而足以代表一朝一代的，重要无待多言；而章回小说之发展进化，是以《红楼梦》的出现为到达了最高峰巅——到此峰巅，此一文体的文化容量方才达到最深广的弘伟巨丽的璀璨惊人的境界。
第四是文化思想的趋变活动逐步冲破了有清一代奉“朱子学”（《五经》、《四书》悉以朱熹注解为准则，不许逾越违反）而发生了暗流的“自由思想”者。曹雪芹则适为此种“思”者的先行行列中人。
即此四端，已可察见《红楼梦》之独为“中华文化小说”，确是水到渠成、名归实至的事情，绝非空论。
二
《红楼梦》以前的章回体“稗官”“野史”（中国小说的别称）绝无如此弘广深厚的文化涵容量，曹雪芹以前的作者群，也不曾有过像他这般才情灵慧的大手笔：两者凑泊，形成了诞生这部伟大的文化小说的历史条件，正所谓前无史例，后继为难。
那么，这部小说究竟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大文化的哪些精髓、何等光芒呢？
简要而言，有两条主脉，贯串了全书，务宜领会。
这两条主脉，并非我辈读者的臆想创说，实由作者自己明文题醒，即：一干裙钗、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一部大书的主题眼目，豁然尽展于此。作者的文风，语淡而意谦，然其含蕴至丰。
吾人须知：一“才”一“善”，便是雪芹对我中华文化之精髓命脉的最经济的简括和深识。
才是什么？一般理解大抵以为是指“文才”“诗才”，在《红楼梦》而言更是如此“无疑”的事意。其实这是错了。试看：
一、“无才可去补苍天”——石头
二、“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
三、“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
四、“试才题对额”——宝玉
五、“才选凤藻宫”——元春
六、“才华阜比仙”——妙玉
这些例中，只有宝玉所试之“才”实指文才，其余诸人，皆非此一狭义可限。凤姐是今之所谓“文盲”，其才与诗文了无干涉。元春入选，明言是由“贤德”。妙玉的才，以仙为喻，亦非仅指能诗而已。这样一说，则《红楼》所重之才，所包甚为广博，无待繁词细辨了。
“才”是中华大文化中的一项极关重要的节目，是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高层次的认识感悟。在《易经》的《说卦》中，就已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是谓“三才”的理念。“三才”概括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体性功能、生机动力，而人居三者之中，为“天地之心”，独占“性灵”之位。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哲思的另一逻辑形式。
天之才，表现为风云雷电，节序光阴。地之才，表现为山川动植，品类众生。人之才，则表现为智慧聪明，情思才干。所谓“天人合一”，实即“天人本一”，人也是天的一部分，又是天的精华体现。
所以，在《红楼梦》中，原始根由是女娲炼石，石乃“通灵”——是为天人一体可以互感互通之中华哲思的“艺术解说”。
“才”，从汉字造字学（文字训诂学，古谓之“小学”者是）来讲，它是植物生长而未成待展的意象——有如“半木”之形。而“华”即生命的升华，在植物表现为开花（花华古体一字），在人则表现为“才华”。而才华者，在农工则为良耕巧匠，在士子即为诗圣文宗——在妇女亦必心灵手巧，针黹精能。此在古时，势所定才，“贵”“贱”分途，男女异致，而“才”的本质（体性）却是“其致一也”。
《红楼梦》首标一字曰“才”，其故在此。
有才者，必有情，“才情”一词，紧系两者，是以曹雪芹又曰其书“大旨谈情”。
“才”之胜义，大略粗明。然后，那“微善”的善，又当何解呢？
“善”的包容量也十分广博，但，通俗而讲，它的主意义在于品德——品德与才情，正是我上文所标明的两大主脉。两者并驾而方轨，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亦即“鉴定”人的标准尺度。
简单地“区分”：才属情，善属性。
孟子主性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为旧时启蒙教材的第一义，重要无比。《四书·大学》开头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親]民，在止[立足义]于至善。”这在曹雪芹书中竟两次分引过，堪称特例。贾宝玉公然宣称：除“明明德”外无书！
从这一点来看，曹雪芹所称于那些“闺女”（一干裙钗，异样女子）者，也应是“善”在性地心田——至少是以品德为主，而其他材具技能居次。
至此可知，一部《红楼梦》，主旨为的是给女儿传神写照，阐发幽光，而其所传，不离“才”“善”两端。即此一条主旨要义，亦足以可晓悟，这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名实相副，当之无愧，何用谦虚。
三
大体说来，儒家文化教育思想，重点在“性”（为人做人的品德之本）而略“情”。发展到后来（如宋、明“理学”“道学”流派）则一味以“理”灭“情”，视“情”如毒蛇猛兽了。然此非孔门本意，孔圣未尝无情、怯情。“理”者，天之规律；“情”者，人之感应。天人合一，本不分离。后儒家不识此义，遂尔支离破碎，“边见”（偏见）误人。雪芹著书，深有所会，故首标“才”“善”，复讲“情”“理”。
这才是《红楼梦》以“通俗”的文体和艺术的笔法，美妙深刻地体现了中华大文化精髓命脉的无上胜义。
四
一种文学史论点认为：宋、明“理学”既主张以“理”灭“情”，走到极端，等于灭绝了人性感情，于是引起文学的反抗声音，致力于宣扬“情”的美好及其所受的压抑遏制，如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演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是其“冲破封建理教”的典型代表作。
由此，遂又进而引起评论，说《红楼梦》是继承发展了《牡丹亭》，是更强烈彻底的以“情”反“理”，云云。
是这样的吗？说是说非，不由个人爱憎，应从曹雪芹书中的客观内涵来审断，即：《红楼梦》一书虽曰“大旨谈情”，究其本意，是否即可从此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唯情主义”的认识结论来？
事实并不十分难晓，稍加梳理，便可分明。
先说“理”到底是什么？汉字的“理”，本是从“玉”而作，本义即玉石的纹理之美。由此而生的引申喻义，即层次、条理、秩序以至规矩、规律，皆属于“理”（至今还有“文”“理”“工”科之分，有“物理”“心理”“数理”之学）。
那么，人类社会一旦形成而且发展，其为“众人的关系”的组织法则，管理规定，道德观念，自然要随时代条件而产生变动。这种“理”是可以沿、可以革、可以制、可以废的，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却是不能一概消除的——否则结果是一片混乱、争夺、欺凌、吞噬……。儒者多讲“理”，少讲“情”，用意是顾虑“情”会泛滥，“情”需要“社会、伦理、道德化”。其实，仁、义、礼、信，哪个又不是“情”在内主呢？《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深究此义。他重情，但不废理。他的小说中内证分明，不难列举。
书到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沙窗真情揆痴理》，是全书的一大关目，作者在回目中第一次把“情”和“理”摆在了平列的地位而大书特表，非同等闲字样。
宝玉再次讲情与理，是在晴雯屈死之际。此处宝玉又有一段奇论——
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有灵验（下举子庙子松，岳墓之柏……为证）。
在此，乃又见明文正笔将“情”和“理”两者并列。可知理与情偕，万物无外。这种思致，绝非“以情反理”的任何意念在。
五
“礼”是中华大文化中曾列首位的独特项目，是“理”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文学艺术的综合表现（representation），至关重要。礼，居孔门“六艺”之首，与“乐”同为华夏古文化的冠冕。礼是“仪式”——“理”的体现或形式化。礼者何？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层次秩序交互关系是也。孔子一句概括“礼”的话：“祭如（受者）在”。宝玉则以“诚”“信”“敬”三字为之疏解阐发。
诚、信，是什么？就是一个“真”，虚伪的对立面。所以，宝玉憎厌世俗的“峨冠礼服”的屐吊之假礼，只求一炉一水，一茶一果，便召来受者之享——佛、神、鬼三者也只享真情诚意。从字义而言，曰诚曰信，皆是道德理念的范围。然而人之能以真诚真信以待物对事，实质上却又是情志的体现，就是说，都是情与理的双层综合，而非单一结构。
礼，本质是人天、社会、伦理各层关系的约定俗成，加之梳理规范，美好实现，而其精神实质正是“诚”“信”的情感与态度。在执行“礼”时，无论内心或外仪，都集中在一个“敬”字上。
敬，有通常的“尊仰”“崇奉”义，但更有“认真”义。“祭神如神在”，不必再讲；“敬业乐群”的敬，又怎么解？思之自当晓悟中华汉字的极大宝贵性：涵义的丰富与深邃。
曹雪芹在书中显示的一种鲜明心态，是对“礼”的喜悦和欣赏。看他每逢叙写家庭中常日、节日的大小聚会，凡长幼、亲疏、主客……他（她）的座次、行止、进退、语言，必定处处交待，笔笔不苟。他写民风土俗，也深知其中“礼”的因素意义。若举实例，即可细读详玩第六十二、三两回的那些场面，真是精彩超常而又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这里，又可领会中华的礼，有隆重有随宜，有正式有权变，而在知礼行事之间，又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有味——是生活相待的乐趣和艺术享受，绝不是像有人所臆想的那等迂腐死硬。
赏心乐事，良辰美景——结社联诗要“礼”，恸悼丫环含冤致命，涕泣以读《芙蓉女儿诔》，更是大礼。这些，都“没有”了，《红楼梦》还剩几何呢？
不可盲从一些浮议浅见，以为曹雪芹著书是反理叛礼。那并非真实。实际上他是反世俗，叛虚伪，也未绝未轻薄孔子的古训。“诗礼簪缨之族”，“富而好礼”，这也是书的开卷即予大书特书的眼目之文，用意之笔。
六
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中，有“仁学”之称。此即孔门的教义的核心所在。“仁”字本是两个“人”字的重叠（“二”原是“重文”，两小横表上一字的重复），亦即人与人的相处（chǔ）关系曰“会意”。然而当门人请问孔子是否有一个字的教训而可终身以佩以行之的？孔子却不说“是仁”，反而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儿的一问一答，意味深长之至！
恕是何义？孔子加了注解：要将“人”“己”的关系摆对了。如此，可以悟知：恕，实乃仁的一个变词，一个“侧笔”注释。
那么，《红楼梦》也继承发展了恕德吗？答曰：正是，不差。
但小说不是教科书和训诲经，它另有“说词”。
在第五回宝玉神游“幻境”时，警幻仙子有几句话——
……吾所爱之女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宝玉一闻此言，吓得连忙辩解，而警幻则曰：“非也……。”她表明这吓人的词语是指他“天分中生就的一段痴情”，而脂砚斋的批语即时解说：宝玉一生心性是“体贴”二字。这个“体贴”二字，才真正道着了那个“恕”字的灵魂命脉。
“体贴”者何？以贴体而感通对方的处境心情，亦即“设身处地”之谓也。词人所谓“将你心，换我心——方知相忆深”也。
《红楼梦》的“大旨谈情”，其“情”即那“一段痴情”——即体贴，即恕，即推己度（入声）人之义。
孔子的“仁”“恕”，是社会道德化了的词语。警幻的“意淫”“痴情”，脂砚的“体贴”，则是感情化、诗意化、艺术化了的词语。两者面貌语味不同，其质则一也。
这是《红楼梦》体现中华大文化、涵蕴民族心性道德的又一要义。
七
曹雪芹所说的“善”，以情为基础，以人（他人，包括“物”）为对象，以“恕”为准则，大致表现如上粗叙简列。
“情”的另一条发展和体现形态，即是才干、才具、才华、才调……。这兼括治国理家、办事立业的才能和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而言。诗即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之一。
诗，在中华历史上所居之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与巨大度都是其他国度地域所望尘莫及，也是不易尽解的。诗，不止是一己的抒情志感，更是交流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她的感染力远胜于其他文体形制。她的汉民族语文独特点极其鲜明璀璨。诗，又包括“诗意”“诗境”，单调机械的衣食住行只能叫“生存”而非“生活”；中华的“生活”，总是要富有诗意的。中华的戏剧、音乐、舞蹈、绘画，诸般艺术，在《红楼梦》中可说是得到了最充分的、最生动的、最精彩的表现。在《红楼梦》中，诗是贯串全书的一个“独立”的格局章法结构，奇特而美妙。
八
曹雪芹的《红楼梦》包孕丰厚，一篇文章是讲之不尽的。我们所说的曹雪芹《红楼梦》才是原著，高鹗续书不能窃用“原著”一词，恰恰相反，是“偷换概念”，背离了原著的精神本质而抛制的。我愿《红楼梦》的研究与欣赏能不断提高，这将大大有助于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精义，并使之传播于世界之林而认识它的伟大、精严与美妙。
（标题为本报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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