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人生

    作家写作总免不了写自己的经历，许多小说都带有自传体性质，诗人写作大多也是抒发自己的感受，同样是爬格子的批评家，毕其一生的写作生涯，却始终面对着的是一个外在的批评对象，他们很少将笔锋转向自己，甚至没有机会谈自己。他们常常接受媒体采访，但采访的内容同样是谈艺术问题或艺术家。不只批评家自己忽略了对自我的关照，也不大有人去关注批评家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况。关注他人似乎成为他们的天职，被他人忽略也似乎天经地义。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人们只知道他们的工作、工作的成果乃至失误，而对于他们本人——批评家作为“人”的存在却知之甚少，从而使他们在艺术圈中变成了最“忘我”的一群。而批评本身所能体现的“自我”与一个生命个体并没有直接联系。有鉴于此，我产生了编辑一本（甚至几本）批评家谈自己的集子，取名为《批评与我》，以为批评家提供一个自我表述的机会和自我敞开的空间。如谭天所说，“要写‘批评与我’，也先必须了解‘我’的生平，或许这样才能让读者了解一位批评家的真‘我’，而不是戴着‘批评家’面具的‘我’。”我编此书的目的也正在通过这样的自我表述，打开一扇通往批评家内心世界的窗，从而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批评家的真“我”。

    我在约稿时要求他们可写与批评相关的经历，也可写与批评无关的、纯属个人的经历、经验、情绪、感触以及自身面对的种种问题。以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并且要求他们在文字上尽可能放松些，写得有情趣些。但有些批评家写惯了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还是轻松不起来。尽管没有学术上的要求，还是涉及到不少有关学术的问题。

    应约交稿的批评家有15位，从他们的写作思路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侧重谈他们走向批评之路；一类侧重谈他们的人生之路；第三类则侧重谈他们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生涯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不管哪一类，都向读者提供了他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丰富信息，这是在他们所有别的写作中不曾有过的东西，这些信息所透露出的不仅是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存在，而且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他们的人生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幸与不幸、遭际与坎坷，以及无法逆转的社会大环境所给予他们的影响，都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成长道路、社会责任和人格力量。

    这是一本可以在茶余饭后随便翻翻的十分有趣的书。一提批评家，也许就会想到一些不苟言笑、严肃拘谨的面孔。然而在这里，你看到的却是他们人生中极其可爱的一面，看到童年的水天中在周末和哥哥、姐姐一起举办画展的情形；看到高岭“差不多两个星期画一本带故事情节的小人书”的情形；看到李松的老伴对他所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定性分析”；看到一向温和的刘曦林居然对来访的四川青年下逐客令；看到陈孝信这个名字原来是“陈小新”的将错就错；看到少年时代的陈孝信游泳时衣服被女生偷走后如何光屁股上岸“裸奔”；看到托儿所阿姨给5岁的王林写的长篇评语，并明白了王林那独特的嗓音原来与他做知青时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有关；看到彭德小时候如何和隔壁家伶牙利齿的妹妹吵架，从眼睛鼻子骂到祖宗三代，终于抵挡不住她那机关枪的猛烈扫射而败下阵来……所有这些有趣的回忆都让我们感到既亲切又遥远。

    在批评家的人生经历中，学术生涯是他们的主体部分，一些批评家侧重于在这方面做文章，一向谦虚的李松先生甚至连自己如何做学问也不写，只写他学术生涯中遇到的“良师”和“畏友”，正是从这些令他景仰和敬畏的师友身上，他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他甚至在文中特别声明，和他重名的另外3个分别在美术史研究、书法和诗歌方面有成就的人，“希望读者不要弄错了”，以免把人家的成就记载到他的账上。80年代，他和何溶都是《美术》副主编，曾共事多年，他用很大篇幅来谈何溶在工作中如何思路敏捷、有宽容心、有魄力，光明磊落，却很少说自己如何如何，即使写到自己，也只写自己如何没有把学问做好。这样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其本身不就是一位“良师畏友”吗？高岭是本书收入的批评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回忆自己“那些主动投稿的日子”里，是如何期待着“尚未谋面的编辑对你的裁决”的忐忑心情。幸运的是，他的文章每投必中，而且总是收到编辑们鼓励和肯定的信函。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信件，保留着“对这些甘为人梯而且富有远见的师长编辑们的敬意”。甚至认为他从中获得的幸福感成为他“后来从事艺术理论和批评活动的动力之一”。可见，不仅编辑自己会转向批评，而且常常就是导引一个作者走向批评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