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仍有杨皙子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

    表字皙子的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个极为特别的人物。今天的人们从当代史的眼光看，很难理解他，以为他是一个怪人。但这个人实在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在心智上跟杨度没有太大的差别。

    杨度的人生多非正经通途，他幼小失怙，过继给大伯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聪明好学，不循规矩，使老师王闿运对他优待有加，可以玩笑相处，甚至称他为杨贤子。他跟王闿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中了一等第二名，不幸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他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开始联络结交各类人士。如托人认识了孙中山，他不赞成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但他跟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

    1905年，清政府准备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等地走了趟，为交差，请杨度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杨度除了日本，也没去过他国，但他却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中国政界的高层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样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就平步青云，进入了政府高层视野。清政府的许多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政府要搞法治，依法治国，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宪法讲座。如此一来，他跟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袁世凯被罢免，一时大家都以为袁的政治前途结束了，袁的很多朋友不敢与袁来往，杨度却为袁世凯通消息，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也有意思，有人说他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纵横家的作风，有人说他深谋远虑。但跟他的老师王闿运相比，他的投机色彩明显重于王闿运，王内心自视极高，虽谋帝王术却要跟帝王平起平坐，至少人格上不输于帝王。在此种心态下，王闿运的投机就总是要打些折扣，章太炎称他“狡猾”而非投机。但杨度明显用力过猛，当他在袁世凯那里活动空间有限时，他就又把希望寄托到袁的儿子身上，为的是要做成“洪宪第一功臣”。他的这种帮忙不帮闲的自许自然落空，他不得不到处帮闲。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他因此年纪轻轻就声称“好佛”，似乎有信仰，有出世之情，但他其实仍在各种民国要人猛人之间活动。比如他能说动张宗昌不要枪毙大记者林白水，虽然林仍不免一死。

    杨度的一生都显得与正轨格格不入。他在晚年除想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外，还做了两件惊世骇俗的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这在当时即为人侧目；另一件事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事直到周恩来临去世前才透露。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也因此，杨度参与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甚至参与了不少看似“进步”的力量，但他并没有贡献出真正的东西。以立宪为例，他起草了那么多文件，但并没有像梁启超、章太炎们论战那样立足于国情的论争，更不用说像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留下泽被后世的思想文献。

    这样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聪明绝顶，任何主义、理论，他们都知之甚详，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他们过于相信术，过于相信势力。他们因此难以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们必得借助于猛人或历史大潮的飞托之势。他们的声名可能流传千秋万载，但跟国事、国民无关。

    （本文摘自《中国男》，余世存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