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时期的艺术奇葩

“空白”是误读

    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七卷九册，按不同时期编排。其中第二卷《篱下百花》选的是1957—1966年间的作品，第三卷《丰盈的激情》所选为1976—1984年间的作品，中间跳过十年时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被选入，其时“文革”即将结束。倒回十年，199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1949—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均被选入，惟有1966—1976年又跳过十年时间。相同的是，蒋子龙的那篇短篇小说也名列其中。

    建国60年、5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不长的一段。但在文学历程中，却被生硬地截取了十年成为赫然的“空白”时期。我翻阅过各种各样的文学选本，小说、诗歌、散文的，“文革”十年几乎是一片“空白”，所选也不外是蒋子龙的一个短篇和几首“天安门诗歌”。

    “文革”时期，社会动荡，文学凋零，文学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作家不能正常写作，确实没有产生出宏大精深的作品来。但正如杨鼎川在《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书中说的：“所谓‘空白’其实是一种误解，在贫血的主流文学之外还有属于边缘文学的相当丰盈的世界。”当时的文学，其实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的。一种是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主流文学，即便是这样的文学，也有几种类型，激进的、阴谋的、探索的同时存在。在探索类型中不乏较好和优秀的作品。另一种是被称为“潜在写作”的地下文学，或是老作家在困厄中偷偷写下的诗文，或是业余作者创作、流传在民间的手抄本小说。两种形态的文学，数量庞大，良莠混杂，但其中确有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表现了作家的思想探索和审美追求。

    十年“文革”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66—1970年，“文革”从爆发到蔓延，全国及地方的文学团体被捣毁，文学刊物被停办，绝大多数作家被打倒，文坛一片凋敝，这是一个真正没有文学的时代。1971—1976年，文学在乱世中开始调整和恢复。先是1971年在周恩来的提议和领导下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国出版工作，其中专门提出要恢复和新办文艺刊物。后是1973年、1975年，毛泽东多次发出指令，要求调整文艺政策。于是从1972—1976年，先是各省市而后是全国的文艺刊物逐渐复刊和创办，总计约40多家。同时一部分作家获得写作和发表作品的自由，又有一些新的青年作者崭露头角。虽然政治和文学形势依然动荡、严峻，后来“四人帮”又加速了“阴谋文学”的推行。但总的说来，在1970年代前期，文学园地基本恢复，作家队伍开始聚集，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各种文学门类，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为紧接其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勃发，准备了条件和人才。

    在所有的文学门类中，短篇小说在当时是最“走红”、最活跃的一种文体。甚至可以称之为“独放异彩”。如前所述，当时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大体有三种类型。“激进”类型的短篇小说是当时的主要样式。如浩然的《杨柳风》《铁面无私》《金色的早晨》，士敏的《暗礁》《胸怀》等等。“阴谋”类型的短篇小说在当时自然是极少数，但它影响很深，成为“四人帮”的“传声筒”。《朝霞》杂志和丛刊发表的短篇小说，有些就带有明显的“阴谋”色彩。譬如萧木署名“清明”“立夏”“谷雨”的《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还有《北京文艺》发表的署名“伍兵”的《严峻的日子》等，其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这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史上最荒诞的一页。

    “探索”类型的短篇小说，在1970年代前期的文学中，虽然处于边缘位置，但它在思想、艺术上的默默拓展，却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其影响是潜在的、有力的。古华的《绿旋风新传》《仰天湖传奇》，敬信的《生命》等等，在短篇小说真实性的追求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叶蔚林的《大草塘》、诚一（成一）的《梨乡春色》、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在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上，显示了作家敏锐而独立的思考能力。

    一些作家对短篇小说艺术的尝试，也迈出了可喜的步子。譬如叶文玲《当月计划完成的时候》，就是一篇格调自然、优美的佳作。作品几乎看不到“文革”运动的背景，童装厂工人金秀大妈对工作的认真、对儿子的挚爱、对儿媳的期盼，服装厂设计员谢琴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和温柔、开朗的性格，在作家温暖、灵动的笔下，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情趣和韵味。这是对“十七年”朴素现实主义小说的继承。再如浩然的《一担水》，是他这一时期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品写村干部马长新十八年如一日为一位孤寡老人每天挑一担水，表现了共产党员同普通百姓的血肉之情。作品生活气息醇厚、人物形象感人、结构安排自然，是“文革”时期的短篇佳制。还有颜慧云的《牧笛》，更是一篇在立意、人物、意境上富有突破意义的精品。这些作品表明，在文学“沉沦”的时代里，短篇小说依然在悄悄地探索、艰难地觉醒。

    而这一时期走上创作道路的一批中年和青年作家，如蒋子龙、陈忠实、陈建功、贾平凹、韩少功、古华、叶蔚林、成一、路遥等，经过了几年练笔，正在走向成熟，为新时期文学积蓄着力量。

《牧笛》的生与死

    《牧笛》是一篇纯粹的艺术作品，但却遭到了“四人帮”黑线的激烈批判。透过这篇作品的产生、遭批乃至平反，折射出真正的艺术在那个时代遭遇的悲剧命运。

    小说发表在《文艺作品选》1973年第1期试刊号。河南原有老字号文学刊物《奔流》，1966年停刊，《文艺作品选》可以说是老刊物复刊，此后又更名《河南文艺》、复名《奔流》。刚刚聚集起来的编辑同仁们，对办好这份刊物热情很高。小说作者颜慧云，河南襄城人，1930年生。他中学都没有上完，但通过刻苦的自学、进修，奠定了厚实的文化和文学功底。他从1949年就开始当教师，辗转多所中学，70年代初期在许昌市七中担任语文教师。他自幼热爱文学、潜心写作。1951年就在省级文学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评论，作品颇丰。小说《走娘家》《团圆节》《我的三妈妈》，评论《疾风知劲草》《农村生活的赞歌》等，是他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作品。他的小说朴素、精炼，讲究意境章法，显示了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的评论联系创作实际，对古典文学引经据典，富有学术研究品位。他是当时河南文坛上活跃的青年作家。

    1972年7月，刚组建的《文艺作品选》杂志社为了发动创作，安排编辑深入到许昌市召开座谈会，讨论创作问题，给业余作者以很大的启迪和鼓舞。颜慧云参加了座谈会，因他是有成就的老作者，杂志编辑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鼓励，希望他能拿起笔来，写出有质量的新作。我也曾经历过那个时代，当时虽然社会动荡、文坛荒芜，但重新投入文学的人们，都充满了理想和热情。

    辍笔数年的颜慧云跃跃欲试了。此时他的大女儿颜冬芳作为知识青年，正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年的锻炼，长高了，结实了，总是说乡下多美、多好，大妈大伯对知青有多关心。这使他这位做父亲的放心、宽慰了许多。于是他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牧笛》。

    作品送到杂志社，得到了责编黄培需以及其他编辑的热情肯定。大家一致认为写得优美抒情，老羊倌与小羊倌的关系真实、亲切，就像一首淡雅的牧歌。编辑部还及时组织读者写了一篇题为《牧笛声声动人心》的评论，准备伺机发出。大家都期待着作品在社会上的积极反响，期待着作品给刊物带来声誉。

    但等待作者和编辑部的却是一声晴天霹雳。1974年春天，“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制造了所谓“《三上桃峰》事件”，并借此在全国掀起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省市都纷纷抓“回潮”作品和“翻案”人物。“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办有一份《文化动态》内部材料，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牧笛》及《文艺作品选》杂志。指称：“《牧笛》写知识青年张志远跟老羊倌董大伯（党支委）学会了用笛声指挥羊群的情节。作品以‘园润柔甜的笛音’，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代替了对农村中火热斗争生活的描写，也没有反映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某些细节描写流露出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欣赏。”这份材料由上而下传到河南，省委宣传部某副部长心领神会，于是在全省部署了一场批判、围剿《牧笛》的政治“战役”。全国批判《三上桃峰》，河南批判《牧笛》，二者紧密呼应。对《牧笛》的批判，实际上是全国性的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持久的批判。从省市到工厂、农村，频繁举行批判会。许昌市一带的大街小巷，大字报铺天盖地。省内的《河南日报》《河南文艺》《郑州大学学报》《开封师院学报》等五家报刊，精心组织了批判文章。仅《河南日报》一家，动用了八个版面，发表批判文章18篇，批判现场照片3幅。同时，刚刚改名《河南文艺》的杂志社也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作者颜慧云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四顶可怕的帽子，强行劳动改造，停止工作，关入禁闭。更可悲的是还殃及家属，使子女在招工、上学和婚姻问题上都受了影响。

    在今天看来，对《牧笛》的批判简直匪夷所思，荒唐可笑。但当年却是言之凿凿，铁板钉钉。思想内容上，批判者罗列了三大罪状：“歪曲农村火热的斗争生活，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丑化贫下中农的形象，鼓吹‘中庸之道’，反对斗争哲学。”“歪曲知识青年的形象，攻击上山下乡运动，反对新生事物。”创作原则和方法上，批判者指责作品：没有遵循“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顽固坚持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是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等之大成的大毒草。批判者还清算了颜慧云过去的创作，认为发表于《奔流》1962年的评论《疾风知劲草——〈三国演义〉败军之将艺术形象的创造》，也是一篇观点错误、居心叵测的反动作品。

    一篇内容纯正、艺术精湛的小说，何以会招致“四人帮”及其同党的大动干戈、残酷批判呢？其中自然含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政治企图。但同时是因为这篇小说太个别、太艺术、太扎眼了，它深藏的思想和艺术，触动了那些阴谋者和造反者们的敏感神经，意识到了它对激进文学的“威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想，这篇小说当时幸亏发在省级刊物上，如果是在全国的报刊上，还不知引来怎样一场政治风暴呢！

柔美、别致的艺术奇葩

    1978年6月，在全国平反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大潮中，颜慧云和他的《牧笛》得到了翻案昭雪。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在平反决定文件中说：“《牧笛》尽管有某些缺点，但并不是毒草，当作毒草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宣传部决定给小说《牧笛》及其作者颜慧云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所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河南日报》、《河南文艺》同时发表了署名“省文化局理论组”的文章：《昭雪〈牧笛〉冤案》，详述了这桩冤案的始末。饱尝屈辱但依然心怀坦荡的颜慧云，在一篇散文中表述心情：“面对如今这一派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文艺的春天……，一派百花吐艳，莺啼燕啭的春天，怎不叫人心情舒畅，干劲增添？”（《钟声》，《奔流》1979年第2期）之后颜慧云又重回许昌中学，奉命筹备地区文联，转调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并担任不同角色的领导，为教育、文学事业奉献着全部力量。他1990年离休，2004年去世，享年75岁。

    故人已去，作品犹在。但历经生死劫难的《牧笛》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也未得到应有的解读。人们都把“文革”十年，看作文学的“空白”时期。既是“空白”，岂有艺术？武断的结论，埋没了“丰盈的世界”。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当代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中，发现了《牧笛》以及围绕它的那场批判，几番阅读作品，均被深深感动，让人沉思不已。深感这是一篇具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的作品，不仅是1970年代文学中的奇葩，也是60年当代文学史上的精品。

    《牧笛》表面上看是描述和歌颂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生事物的，但它的深层蕴涵着人与自然、人与劳动等一些文化哲理主题。作者有意识地淡化了故事的时代背景，不仅没有一点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生产斗争的踪影，甚至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样的辞句也不用。作品含糊地表述：“下乡的时候”、“距离省城二百多里的偏僻山村里”。使你在阅读中淡忘了这是在什么年代，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作者在既纯净又朦胧的画面中，着力展现的是一个城里的青年，面对壮阔、美丽的大自然，他的敏感的心灵世界的感动、舒展、成熟；面对听话而温情的羊群、悠然而辛苦的牧羊，他的年轻生命的丰富、成长、强健；特别是面对可亲、可敬的老农民，他的人生境界的改变、扩展和升华。一个18岁的城市青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有趣的劳动中、在老贫农的身教言传里，从身体、能力到情感、精神，都在发生着潜在而深刻的变化和生长。可以说这是一篇关于人的成长的小说，其主题思想是丰富、深远的。

    《牧笛》避开了当时塑造人物的虚假套路，刻画了两位真实、细腻、诗化的人物形象。张志远在城里没有去“造反”，却潜心学会了吹笛子。他跟着老羊倌学吹笛子、学放羊、学他的思想品格。这是一个单纯、文静、踏实、向上的城市青年形象。董大伯虽是党支部委员，可身上依然是普通农民的本色。他朴实和蔼、关爱青年，爱羊如命、技术高超，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性形象。这样两个人物，在70年代的小说人物形象中，自然显得格格不入，有些“异类”。因此被激进的文学家们所不容，也是毫不奇怪的。

    《牧笛》创造了一种淡远、柔美、诗意的审美意境，继承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抒情传统。整个作品写小羊倌跟老羊倌放羊，写蓝天青山绿水，写竹笛的传奇故事、美妙动听的笛音…… 诗情画意，徐徐展开。作品的叙述语言朴素、雅致、精炼，显示了作者厚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对诗的语言的追求。在“文革”小说充满了“斗争”气息和空洞说教的情势下，《牧笛》真是空谷足音、炎夏清风。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从废名、沈从文到孙犁，有一脉忽隐忽现的抒情小说潮流，但到五六十年代就中断了。我不知道颜慧云是否读过这些作家，但他的《牧笛》确实接续了这一传统。我甚至猜想，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写作或许受过《牧笛》的启发，因为二者在情节、人物、意境上有诸多吻合。自然，产生于70年代的《牧笛》，不能不受到当时的某些局限。譬如在人物刻画上稍有“美化”之感，性格和心理的展示不够充分；譬如叙事语言个别地方显得干枯、僵硬，有欠流畅、和谐。但这些不足难掩整个作品的质地和风姿。

    “空白”需要填补。《牧笛》以及《一担水》《当月计划完成的时候》等，应当进入当代文学的“典藏”行列。它表明了即使在动乱、扭曲的时代，也依然有较清醒的创作者和较纯粹的文学作品；它表明了文学、文化和思想的本性与力量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