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划分应体现文明演进的史实

　　自1813年西蒙森提出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说，1865年约翰·卢伯克提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源自西方考古实情的分期已成为国际通用标准，也为中国史学界、各大博物院（馆）及《中国考古学》等权威通史普遍采用。但中国各大博物院（包括遗址博物馆）展现早期物质文明历史演进路径的“实物”序列是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铁器，阐释的“观念”序列却仍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二者错位，“新旧石器”之名并不符合我国早期文明形态的史实，没有体现中华文明演进的逻辑。

　　这种错位集中显现于博物院（馆）展陈史前文明物质阶段的展区。在大量“新石器时代”展区中，所展陈的器物主体是陶器和玉器，二者均与旧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存在本质区别。早期陶器距今约一万年，其烧制过程改变了物质性质，而非只是物理改造。彩陶纹样带有人类初步“造型”设计，承载了天文历法知识，陶符则是文字雏形。玉器的出现体现了从“用器”到“礼器”的转向，玉琮、玉圭、勾云形器与观天祭天相关，红山女神像与祭坛显示出社会等级的尖锐分化。玉器虽可泛归于石器，但二者在材质、文化内涵与文明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越绝书》中论“剑”时提到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以铁为兵”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即“时各有使然”的物质文明的演进，与中国出土实物序列相吻合。结合《周易》《周礼》《尚书·尧典》等文献与贾湖骨笛、陶埙、陶寺观象台等考古发现可见，陶玉器已兼具知识体系、礼仪制度与思想观念，是向更高级文化形态和文明方向发展的体现。

　　据此，中国史前演进路径宜重构为“石器时代—陶玉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陶玉时代”取代“新石器时代”。西方分期标准不能简单移作中华文明起源与史前断代的标准。应“破”不合中华文明史实的西方观念，“立”合乎自身史实的史学标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依据考古发现建立自己的文明标准，进而建构包括艺术史学在内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文化艺术研究》2026年第5期 李倍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