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玩梗，一不小心就“翻车”

　　编者按：人与人交流，玩笑戏谑在所难免。可玩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宋朝文化风气开放，士人之间谑浪笑傲、互相调侃十分常见。苏轼、王安石、刘攽等一众文人留下不少雅谑趣事，有的是朋友间巧妙的文字游戏，有的玩笑失了分寸，最终伤人结怨。品读这些宋代士人的轶事，或许能为今天的我们带来启发。

　　文人雅谑

　　宋代的士人阶层，绝大多数都富有幽默细胞。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苏东坡，开起玩笑来常常不拘小节，不过也有人认为，苏轼其实挺讲原则，他虽然开遍了所有人的玩笑，“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意思是说唯独不敢调侃司马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关于他“不敢调侃司马光”的记述出自《铁围山丛谈》，可该书紧接着就揭了底，苏轼在背地里给司马光起了外号——“司马牛”。不仅如此，苏轼还曾当面奚落过司马光。后人编集苏东坡趣闻轶事的《调谑编》中记载，某次两人议事时意见偶有不合，东坡便当面送了他一个“鳖厮踢”（意即乱蹬腿的乌龟）的绰号。无论是“司马牛”还是“鳖厮踢”，这两个外号本质上都是在吐槽司马光为人过于固执、脾气太轴。

　　不止于此，苏轼还曾撺掇司马光的仆人故意戏弄自家主人。明代张岱《夜航船》里写道，司马光身边曾有一个跟随了他整整三十年的忠仆，多年来一直谨守旧习，称呼司马光为“君实秀才”（司马光字君实）。苏轼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教坏”了这位老仆，某日苏轼前去拜访司马光，结果到了隔天，这位仆人竟无比恭敬地改口，称司马光为“大参相公”（即宰相大人）。

　　史料记载中的司马光“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他平日里的言行忠直严谨，外界有很多人拿他打趣，他大多默然置之、不予计较。众所周知，司马光主持编纂了名垂千古的《资治通鉴》，在他的编纂团队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副主编”，那便是著名学者刘攽。

　　《宋史》曾高度评价刘攽：“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然而，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却被他的挚友王安石打趣评价为“一分文也不值”。王安石其实是将“攽”字拆解开来（拆为“分”与“文”），故意戏弄刘攽。但刘攽是何许人也，岂能吃这哑巴亏？宋代学者王铚记述说，刘攽专门给王安石回了一首诗，其中的前两句写道：“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妬（dù）。”

　　刘攽这分明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假如将王安石名字里的“安”字去掉“女”字，再与“石”拼合，便成了行事放荡的“宕”；若去掉宝盖头（宀），剩余的“女”字与“石”拼接，就成了嫉妒之“妬”。总而言之，要么是举止荒诞放荡，要么是生性褊狭嫉妒，反正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朋友之间开玩笑本就无可厚非，但凡事皆有一个“度”，而东坡时代的文人们却常常忽略了这层界限。据《事文类聚》记载，当时有个叫顾子敦的人，身材魁梧肥胖。或许是宋人普遍尚瘦的缘故，顾子敦便频频沦为朋友们戏弄的对象。黄庭坚就总喜欢趁他熟睡时，在其胸腹间挥毫写字。顾子敦不堪其扰，最后索性趴着休息，没想到黄庭坚“技高一筹”，竟又在他宽大坚实的后背上题起诗来。

　　等到回家后，还是顾子敦的妻子发现了丈夫背上的墨迹。顾子敦脱下衣服使劲瞧，这才发现背上写的竟是一首送别诗。顾子敦只有在转身与黄庭坚真正离别之后，才能读到这首“送别诗”，这倒也称得上是黄庭坚另类的“巧思”，或者说表达真挚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吧。

　　戏语伤人

　　不过，苏轼开起顾子敦的玩笑来，就显得有点“外貌羞辱”的意味了。和黄庭坚一样，苏轼同样是趁着顾子敦睡着时搞小动作。他在体态肥胖的顾子敦身旁，故意大书四字：“顾屠肉案”。

　　古人常将东坡的调侃称为“雅谑”，如果说这种程度的嬉笑打闹尚能让人一笑置之，那么当两位好友依依惜别时，一方好心求诗留念，另一方却借机讽刺挖苦，可就实在让人笑不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吴处厚的诗人。在他本人撰写的《青箱杂记》里提到，某次他与好友王安国即将道别时，王安国主动向他求取赠诗。吴处厚落笔挥毫，写下了这样两句：“只知外貌乏粉泽，谁料满腹填珠玑。”这两句诗乍看之下像是欲扬先抑，是为了夸赞王安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据笔记记载，王安国本就“貌陋黑肥”，吴处厚此举无异于“当着矬人说矮话”，不免让人难堪。因此《青箱杂记》中也明确记载：“安国由此不悦。”

　　这位王安国乃是王安石的弟弟，可他也曾用极其刻薄的语言讽刺过自己的哥哥。有一次，王安石的儿子突发重病，焦急万分的王安石病急乱投医，竟靠焚烧纸钱来祈福求神。王安国听说此事后，不仅没有关心侄子的病情，反而冷嘲热讽道：“天曹也行仓法。”彼时王安石刚刚推行新法，以此提高基层胥吏的待遇。王安国这是在借题发挥，肆意嘲讽王安石自大狂妄，竟想向天庭推行新法、给上天的神仙发工资。

　　以上故事出自《孙公谈圃》，书名中的“孙公”，是和王安石同时期的人物。可见，王安石在朝中推行变法，招致了无数人的攻击与嘲讽。譬如前文提到的刘攽，他那首拆字回击诗还有后半段，而这两句则涉及人身攻击：“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

　　这两句诗同样需要结合拆字的逻辑去剖析。“下交”与“上交”，指的是将“安”与“石”两个字的下半部或上半部分进行重新组合。“安”与“石”的下半部分分别是“女”与“口”，这两个偏旁组合起来便是“如”字；而“安”字的上半部分是宝盖头“宀”，“石”字的前两笔形态酷似“丁”，这两个偏旁重新组合便构成了“宁”字。

　　如果撇开拆字的巧思，直接将这两句诗进行直译，尤其是结合当时王安石正在倾力主持变法的背景——刘攽的言辞甚至已经显得有些恶毒了。这两句诗的字面含义大概是说：你王安石与下属结党营私，扰乱了清明纯正的朝政秩序；而你与皇帝交好往来，则误导了当今圣上与朝廷的最高决策。

　　据说，刘攽与王安石原本是情谊最深厚的老朋友，正因为这首诗，“荆公大叹，而心衔之”，王安石从此对刘攽心生怨恨。这也难怪《宋史》对刘攽评价道：“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意思是他多次因语言戏谑而招致别人的怨恨，自己也随之悔憾，却始终改不掉这个坏习惯。

　　（《北京青年报》10.26 老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