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中的茅盾
今年是著名作家茅盾诞辰130周年。茅盾的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都非常密切，有人认为他是“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也有人感慨他的人生始终是“矛盾”的。而在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岫看来，茅盾始终能精准感知时代的脉搏，在作品中深刻反映现实，同时又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通透而清醒，是一位冷峻的现实主义者。
“矛盾”
茅盾原名沈雁冰，1920年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期的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通缉，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再也没能接续上关系。这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那段时间他隐居在上海家中，足不出户。他后来回忆，他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这有个“副作用”，就是当形势突变时，他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一些人那样紧紧跟上。
他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惊涛骇浪在脑中发酵，他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幻灭》，并随手取了个新的笔名“矛盾”。
对于为什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他后来解释，“矛盾”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语，他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中看到了各种矛盾，有两个阵营之间的，有革命阵营内部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大时代中的矛盾，当然更有他自己思想、生活上的矛盾。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却看不到这种种矛盾，总是自以为是。出于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他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
稿子交给《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后，叶圣陶大赞写得好，但提出，这个笔名一看就是假名，很可能会引来国民党方面查问，建议将“矛”改为“茅”。他同意了。
1927年9月，中篇小说《幻灭》分两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1928年茅盾凭借《蚀》三部曲已“稳坐现代小说家第一把交椅”。在他看来，茅盾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堪称“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
1945年6月24日，重庆各界七八百人大集会，庆祝茅盾五十大寿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主席沈钧儒致辞称：“茅盾先生能抓住时代，是文化战士，现在什么问题都脱离不了时代。”柳亚子则在祝词中说：“作为文艺家，要的是政治认识，‘有所为’是对政治的认识；‘有所不为’就是对政治的操守。没有操守，思想就反动落后，对民族无一点好处。茅盾先生就是‘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作家。”
“茅公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时，茅盾原本希望能在杭州西湖边清静处置一住宅，以便安心写作，但周恩来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他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做官。
毛泽东亲自出面，找茅盾谈话。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很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他还说，听说你不愿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备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
此后，茅盾走马上任文化部长，周扬任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然而，由于公务缠身，他无暇创作，这使他感到很苦恼。1955年，他致信周恩来，申请创作假。他说，自己这个脱离艺术实践的人开会时却要鼓励人家去从事艺术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周恩来批了。但三个月的创作假倏忽而过，他仅仅写了个小说大纲。在一次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他感慨，自己是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
他只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写评论文章上。中国茅盾研究会原会长叶子铭曾说，茅盾在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写不出作品，也不愿写那些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所以他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自己则甘愿做个培花人和擂鼓助阵者。
1957年下半年，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因被认为调子比较低沉甚至感情“阴暗”，多次遭遇退稿，最终在陕西的《延河》月刊登出。茅盾读到后，在评论中赞其“清新、俊逸”，称之为自己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满意也最感动的一篇。很快，《人民文学》转载了《百合花》，这篇小说由此备受瞩目。茹志鹃后来回忆，茅盾的鼓励在她的创作乃至人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用“巨大”二字太一般了，应该说是转折的、奠基性的。
1958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读者批评它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最后，茅盾发表《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称其为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为这场讨论一锤定音。很快，《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风行一时。
从1949年到1964年，茅盾在国内发表了160多篇评论文章，集合成7本评论小册子。作为文学界的权威，他的这些评论文章影响极大，许多青年作者都以获得“茅公的赞誉”为荣耀。但是当政治运动的风暴到来时，这些都成为茅盾的“罪状”。他撰写评论、扶持青年作者的行为被称为“广泛占领文学阵地、左右文学创作倾向、与党争夺青年作家”。
1964年7月，茅盾写完《读〈冰消春暖〉》后就谢绝一切约稿，封笔了。从此，“茅盾”这个署名从文坛上消失了12年。
“走过的道路”
1976年7月4日，家人们不事张扬地为茅盾庆祝了八十大寿。他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八十自述》，诗中写道：“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
三个月后，“文革”结束，茅盾重新活跃于文坛。1978年，他当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他像五四时期参与领导推动新文化运动一样，此时又参与领导了文坛的复苏。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3000多人出席，成为改革开放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茅盾主持开幕式并致辞。
在这次大会前，他致信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会议代表可以采取选举的办法，同时辅之以特邀代表，以不漏掉一个老作家、老艺术家和老艺人。他还建议，尽快为一些受到冤屈的文艺界人士落实政策。林默涵很快回信说，胡耀邦很重视他的建议，准备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不久，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京召开。
1980年秋，茅盾回忆录的上册定稿了。他将回忆录定名为《我走过的道路》，并在序言中如此解释：“此道路的起点是我的幼年，其终点则为1948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他还写道，自己幼年秉承慈训，谨言慎行，这养成了他一生的习惯，至今未敢怠忽。
茅盾的儿子韦韬回忆，茅盾性格内向，从不轻易流露感情，对母亲陈爱珠的敬爱却溢于言表，是出了名的孝子。茅盾的家乡在浙江乌镇，父亲早逝，母亲知书达理，不顾众人反对，坚持送沈雁冰、沈泽民兄弟俩接受高等教育，也支持他们双双走上革命道路。
但遗憾的是，茅盾并没能按计划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就被迫搁笔了。1981年2月20日，他低烧不退，住进北京医院。昏迷时，他常常一手摸索着上衣口袋，嘴里喃喃着：“钢笔，钢笔呢？”
病情时好时坏，茅盾自感来日无多。3月14日，他在病床上向韦韬口授了两封信。一封致胡耀邦暨中共中央，请求在他死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封致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出将自己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
3月27日清晨5时55分，茅盾走完了85年的人生。几天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241期 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