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学的生成逻辑与未来向度

　　文化遗产作为承载人类文明记忆、彰显民族精神根脉的核心载体，其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从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到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首次明确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共识，再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与研究实践逐步从单一物质保护向综合性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转变。随之演变而来的文化遗产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成为近年来学界热议的核心议题。但当前“文化遗产学”体系建设滞后于市场发展，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学术范畴与话语系统亦未完全成熟，难以对丰富的实践形成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引导。

　　文化遗产学的生成是历史觉醒与国家战略交汇的必然：从历史哲学逻辑看，它是一场现代性断裂与全球“遗产化”运动；从知识演进逻辑看，它是从“单科深耕”到“跨界会通”的范式革命；从国家战略逻辑看，它是从“文化自觉”到“文明复兴”的时代诉求。多重逻辑下的这种“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的局面对学科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成为推动文化遗产学从零散实践走向系统化、学科化建构的内在动力。

　　为实现突围，在系统梳理其从“自在”到“自觉”演进过程的基础上，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必是一场系统性的范式跃迁。理论上，从“保护技艺”转向“价值过程学”，实现从物本守护向意义生成的认知革命；方法上，以“遗产志”深描与数智技术双轮驱动，实现从方法拼凑向认识论自觉的跨越；空间上，从点状保存走向“区域网络系统治理”，重塑文明脉络的整体性；话语上，转化“道器并重”等中国传统智慧，创造性转化为现代学术话语，构建遗产研究的中国学派，实现从话语依附到范式供给的根本性转变。

　　由此，文化遗产学将从单科依附走向交叉自立，以源于中国、惠及世界的中国形式，贡献全球遗产治理，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方案，回应全球遗产治理的伦理困境，必将使中国遗产学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在延续中创新、在对话中共生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力量。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