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榜去 古人的“查分日”

　　今天，我们通过电脑前查分知道高考成绩；古人则说：“看榜去。”

　　一张榜单牵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于命运与人生际遇的想象。　

　　雁塔题名：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朝进士科被视为“天下第一科”，举子们不远千里，齐聚长安应试。唐朝一度在秋天开考，次年春天才公布考试成绩。对于那些外地考生而言，既已千里迢迢来到京城，自然不愿轻易离开；而榜单未出，又无人能够真正安心。

　　来自福建晋江的欧阳詹就属于此类。欧阳詹客居长安六年，生活清苦，潜心备考，最后终于在贞元八年（792年）的考试中位列前茅，与韩愈同榜登科，成为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而在后世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称的韩愈，其实也“复读”过多次。曾经落榜后，韩愈在长安居无定所，饥寒交迫，在《出门》诗中悲凉地写道：“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他的坚持在第四次得到了回报，与欧阳詹同科高中。

　　士子上榜后的快意之诗，最著名的或许要数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贞元十二年（796年），四十六岁的孟郊终于考中进士，挥笔写下此诗，欣喜若狂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吟诵这两句诗，却忽略了诗人此前的奔波与数次落第。孟郊还有一首诗描绘了自己“看榜”时的欣喜：“幽意独沉时，震雷忽相及。”（《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郎》）此前已被屡屡失败折磨得麻木，及第的消息，真像是一声报喜的春雷了。

　　与孟郊、韩愈等人相比，白居易要幸运一些。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顺利通过宣州府的解试，获得了到长安参加考试的资格，次年登进士第。放榜后，新科进士照例前往慈恩寺塔（即大雁塔）题名。俗语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白居易二十八岁便已登第，在同榜题名的十七人中年纪最轻，意气风发。多年后，他回忆此事，仍带着骄傲之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李贺便是其中之一。他本欲参加进士考试，却因父亲名“晋肃”，有人认为“晋”与“进”音近，犯了所谓“嫌名”，因而不能应进士试。韩愈专门写下《讳辩》为他辩护，只是仍无济于事。最终，这位被后世称为“诗鬼”的天才，终生未能进入进士榜。

　　榜下捉婿：满城争说新进士

　　宋代科举规模扩大，取士人数也较唐代增多。不过，对于宋代人来说，放榜的意义并不止于功名。榜单刚刚张出，豪门贵族往往格外关注新科进士的年龄与婚配情况，一场比考试更热闹的“榜下捉婿”活动，随即开始了。

　　其情形与其说是择婿，不如说是争抢，富商之家更是以厚财相诱。与唐代“雁塔题名”的文人雅趣相比，这明显更世俗、更热闹，也更真实。福建省邵武市博物馆藏的宋代银鎏金魁星盘盏，就形象展露了“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民俗心态，盘盏图案的主题“魁星”，后人附会它能主文运。盏心刻有词一首：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缀[对]。

　　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至]。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这股风气，连宰相也不例外。宋真宗时，范令孙刚刚登甲科，宰相王旦便将女儿许配于他；新科进士高清，才具平平，宰相寇准却将侄女嫁给他，寇女去世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续弦，时人笑称这类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榜单之外：人生何处无开始

　　山东淄川的蒲松龄十九岁时参加童子试，连中县、府、道三试第一，名动一时。主考官施闰章称赞他“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前途不可限量。然而此后四十余年，他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失望而归。直到七十余岁时，才以岁贡生的身份获得一个象征性的功名。如果只看榜单，蒲松龄无疑是失败者。可正是在那些漫长的失意岁月里，他写下了《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一生未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可也正因为身处科举场外，他才得以冷眼旁观，将那些候榜、看榜、报榜的悲欢离合写进《儒林外史》，为后世留下了一幅最生动的“科举世相图”。

　　甚至连晚清名臣左宗棠，中举后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不第，最终没有考中进士。然而后来收复新疆、兴办洋务、筹划边防的，却正是这位榜单之外的人物。

　　一纸榜单记录的，终究只是某一时刻的评判；而人生书写的，往往远不止于此。

　　（《北京晚报》6.29 路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