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生涯中的光尘影迹

　　■郑园

　　做编辑二十多年，最大的感受莫过于，编辑是跟着刊物一起成长的。其间所获得的启发和滋养，多与作者相关。那些人与事，尤其是与老先生交往的片段，如同点点光尘落在流逝的时间里，荧照着前路。

　　记得初入职不久，有一回，学报开组稿会，想邀请杜维明先生主持一个栏目，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杜先生彼时在北大高研院做院长，但由于社会活动繁忙，在北大居留的时间并不多。他听到电话里我的想法，很认真地说，希望到学报当面商谈。不久，他就登门了。那时编辑部还在静园小院，办公环境很静谧，同时也由于老旧而空间狭窄。当我请杜先生坐在占据小屋中间我的座椅上时，他左右看了看，伸手从门后取过一把折叠椅，先示意我坐下，然后把折叠椅摆放在我跟前，面对面坐下，狭小的空间只容我们“促膝”相谈。在开始谈正题前，他告诉我：“各人要把各人的位置放好，你是编辑，这是你的位置；我是作者，这是我的位置。你在这里自有你的身份和主导权。”这番既谦逊，又带有对后辈教诲的言语，给初当编辑的我很深的启发。也是从这次与杜先生的相见，我懂得了如何尊重自己的职业。

　　我跟作者的直接往来并不多，往往是写邮件或者通电话（之后才有了微信）。那时候还常能收到老先生的纸信。印象颇深的两封信，来自古代文学领域的学者：陈铁民先生和余恕诚先生。文章刊发后，两位先生写来致谢的信。陈铁民先生表扬我编辑工作认真，并且赞赏学报给寄去抽印本。当时很多期刊不再有抽印本了，但北大学报还保留着这个传统。陈先生认为这是对作者的体贴和尊重。余恕诚先生则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信纸，表达了对当下学术的思考和对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后辈的关爱。这样的来信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两位先生我始终没见到，只是在2014年夏天忽然听闻余先生病逝的消息，惊愕难过之际，我赶去送别，在他面前深深地鞠躬致敬。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境下见到这位以其慷慨真诚的学术品格感染我激励我的作者。自此以后，我对于编辑工作更加认真，唯恐辜负了作者。

　　王逢鑫先生是学报作者，也担任学报的英文审读。被聘请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精神状态颇佳。他住在蓝旗营，常常走路过校园来看我们，跟我们讲英文审读中的细节和方法，也讲他年轻时的趣事。王先生对待工作极其认真，相处渐久，我们知道他几十年来始终如此。有时为用好一个词，他反复阅读原文，几经斟酌，还为此学习相关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当然，大部分作者并不了解一篇英文审读背后的这些付出。王先生心态很好，总说自己从学报文章里学到好多，有时还会引起感想。有一回学报刊发陈国球先生关于北大吴兴华先生的研究文章，王先生读后特意写信给我们，回忆自己对于吴兴华先生的印象，并要我代向作者致意。陈先生得到这样的反馈也很感动，谦逊地说得到很大鼓舞，以后相关文章也要请王逢鑫先生指教。

　　多年来，北大学报的作者给予我的人生滋养，是珍贵的礼物，是作为编辑的我最觉有幸之事。

　　（作者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