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兵强国又富 方可同享太平年”

　　在五卅惨案爆发前后的数月内，顾颉刚日记中时有研究进度的记录。可见顾颉刚对五卅惨案的宣传创作活动和他的民俗研究同声相应，故能注意利用鼓词这种底层的曲艺作宣传之事。

　　1925年，5月30日。上海。抗议日本棉纱厂欺压工人的游行队伍遭到英国军警镇压，死伤惨重，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同一日的北京，32岁却已名声鹊起的青年学者顾颉刚对千里之外的惨剧一无所知。但不久以后，他就要投身于五卅惨案的宣传，而这将深刻影响他的事业与生命。

　　据顾颉刚日记，我们得以大致勾勒他参与五卅惨案宣传的进程。次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于北京大学三院（位于北河沿）集会，为五卅惨案出发游行，其密友潘家洵也在队伍中。7日，为五卅惨案创作两张传单《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和《伤心歌》，潘家洵修改后付钞。9日，往北大二院（今沙滩后街）救国团总部。12日，致信孙伏园，商讨为救国团办周刊，后孙伏园同意在其主持的《京报副刊》中辟出一日版面作《救国特刊》；是日，顾颉刚还与潘家洵等人“到安定门一带发派传单，由鼓楼大街归”；在当日的日记上，他特地记上一笔“派传单为予生平第一次，并未受何刺激”。21日，开始编辑《救国特刊》，为首期撰写《发刊词》，声明宗旨有二：“一是用浅近的语言作演讲稿，可以供给演讲员的应用；二是把这次的事变寻出它的前因后果，以求不止于这一件事的解决，更进而了解多少件积案，慢慢的计划总解决的办法”，并强调“要把一时的群众运动变为永久的救国运动”。自此，顾颉刚始终参与直至特刊停办。

　　《救国特刊》不是顾颉刚当时最看重的学术事业，刊于其上的文章亦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之作，但作为五卅惨案宣传者的顾颉刚在经手筹措和构思撰文时却与作为学者的顾颉刚不可须臾离也，两者实为一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因此，他在宣传五卅惨案时往往见其学者的底色。这也正是他与其他社会宣传者相比最为不同之处。

　　顾颉刚宣传时着意强调的“浅近的语言”源自他的民俗研究。他创作《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伤心歌》两张传单时，故意少用、不用民众观念里没有的新词，且考虑民众看不惯标点而不用标点。其中《伤心歌》尤为浅近顺口：

　　咱们中国太可怜 打死百姓不值钱

　　可恨英国和日本 放枪杀人如疯癫

　　上海成了惨世界 大马路上无人烟

　　切盼咱们北京人 三件事情立志坚

　　一是不买仇国货 二要收回租借权

　　第三不做他们事 无论他给多少钱

　　大家出力来救国 同心不怕不回天

　　待到兵强国又富 方可同享太平年

　　1973年，当80岁的顾颉刚重新检视1925年6月日记后所附的这两张传单，批注道：“如非北大收集歌谣，予从而响应之，亦不能为此。”“北大收集歌谣”，指的是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向全国征集歌谣，并创办《歌谣》周刊。自此，本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的价值得到学术团体的认可和研究。当时刚毕业留校工作的顾颉刚参与其间，不仅负责《歌谣》的编务，还收集家乡的吴歌，研究妙峰山香会和孟姜女传说。这些成果今日已是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基石。

　　如果说传单上的“浅近语言”立足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经验，那么《发刊词》所言的另一面“寻出它（按：指五卅惨案）的前因后果”则是基于顾颉刚在学术研究中订立计划的习惯。6月10日，顾颉刚拟定了一份目录：

　　租界的由来。

　　中国境内有多少租界？

　　什么叫治外法权？

　　什么叫做领事裁判权？

　　上海工部局的罪恶。

　　什么叫做帝国主义？

　　什么叫做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

　　中国境内有多少工厂？

　　外国工厂中的中国工人。

　　为什么要罢工？

　　外国对付罢工的事情是怎样的？

　　中国销售的外国货和土货的比较。

　　出口货和进口货的比较。

　　中国贫穷的缘故和状况。

　　中国人的生活和外国人的生活的比较。

　　中国的陆军和海军。

　　中国的财政。

　　我们如何才有富强的希望？

　　国民的责任。

　　这件拟目不啻于顾颉刚的一份宣传计划书。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定计划”的工作习惯正可见顾颉刚的学人本色，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喜欢定计划的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必须有了计划才可使生活有意味”。

　　尽管后来顾颉刚未及将拟目尽数写成文章，而征求有关“在中国的外国人与其势力”等方面的资料也无人回应，但他未成的计划部分其实不乏学术价值，比如对土洋货、进出口货的比较，以及中国工厂和外国工厂内中国工人的境况等问题，实际是五卅惨案乃至当时普遍存在的劳工问题的重要背景。上海社科院编订的《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辟出章节，专门收集整理了这方面的资料。顾颉刚虽不从事社会经济研究，但作为学者的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顾颉刚的学人本色还体现在，即便他为宣传五卅惨案耗费心血，却不愿人知其所为。孙伏园把他创作的那两张传单刊登在《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时署上了“顾颉刚”本名。顾颉刚对此极不情愿，在6月12日的日记专门写下“予本不欲人知，今乃不能掩矣”。甚至当旁人请求顾颉刚署实名，以冀借助其声望引起读者注意时，他专门修书诉说“不欲以此多致责难；又不欲使人知我们办报，知我们肯作政治文字，又添出了新的责望，使我们无力担负也”之意。出于这些考虑，顾颉刚之后皆以“无悔”为笔名发表五卅惨案的宣传之文。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多历苦难，顾颉刚学术事业的理想愿景被彻底打破，而他的“五卅经历”则推动他进一步投身社会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供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组织支援前线抗战，他作为学校抗日会的宣传干事，提出知识分子天天看报，无需宣传，而“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由此，顾颉刚重拾五卅宣传时参照民间鼓词创作传单的经验，计划了《宋哲元大战喜峰口》《胡阿毛开车入黄浦》等题目，登报征集通俗的文艺作品，择优发行。不久后，他又创办三户书社（后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自掏腰包、四处化缘以发行各类向民众普及知识的读物。随着前往西北考察和工作，他将办民众读物这项社会宣传事业也一同带至当地。

　　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活动未被理解，甚至遭受攻击。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惋惜道：“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下等事呢？”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指斥他“接近民众”的动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顾颉刚在兰州办《老百姓》旬刊时，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的谢觉哉前来交流。抗战结束后，顾颉刚向别人坦言因全力以赴社会宣传事业，以致学术研究的时间大大减少，但他在另一封信中又感叹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众教育”这件大事“永远占据了我的心”。

　　（《文汇报》5.31 张凯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