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红柿地旁长出一家托育园

　　2025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后，老师们带着孩子们去体验“割麦子”，麦秆儿都带回了园里垫笼屉，蒸馒头。

　　西红柿地旁长出一家托育园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崔家集镇，一家农村托育园的辐射范围，早已超越了十里八乡。

　　在园长朱秀芹的社交平台上，每天都有人私信她，想把孩子送来，她婉拒了大多数。按照国家规定的保育员与婴幼儿比例要求，托小班的托位已经排到今年10月了。

　　截至5月24日，4个办园点一共有16名老师，143个孩子，其中21个孩子是24小时全托。

　　“我去村里给他们带孩子，是不是能帮村里解放更多劳动力呢”

　　朱秀芹身高一米七五，身形阔朗，出生9天的孩子在她怀里，像一片落进树窝的叶子。她不是幼师出身，进入托育这行，和自己的经历有关。

　　2017年，朱秀芹的小女儿出生了——那一年，全国有大量和她一样的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那时，她开着室内装修公司，攒下了点儿积蓄。婚姻没事业那么顺利。生下小女儿几个月，她变成了单亲妈妈。家里没人能帮她带孩子。2018年，小女儿1岁多时，朱秀芹索性在镇上开了一家托育班。她的想法很简单：张罗附近几个孩子一起带，雇几个人看着。

　　她没有运营经验，起初8个孩子，她请了3个老师。一个孩子收400元托育费、300元伙食费，周六日也不关门。月底一算账，亏钱了。她拿干装修赚到的钱往里贴。

　　自己的孩子大了，这个亏本的“生意”她几次想停掉。“不行就去干西红柿了。”她说。姐姐就在村里做西红柿大棚生意。崔家集镇的西红柿产业正旺——那时，4000多个大棚，两万亩地，年收入7.5亿元。产业火起来，村里人都有活干了，去大棚打零工一小时能挣十七八块钱。

　　就在朱秀芹盘算着是把托育园盘出去、还是干脆关门的那段时间，青岛市民政局派驻平度市崔家集镇陶家屯村第一书记董新民找上门来。

　　她也第一次从董新民那儿听说，“十四五”规划把托育写进去了，每千人口要有多少个托位，是硬指标。国家给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给政策，但得有人干。

　　“他们就觉得我去村里给他们带孩子，是不是能帮村里解放更多劳动力呢？”朱秀芹说。

　　“孩子在哪儿，托育园就开在哪儿”

　　朱秀芹到村里去入户招生，给人家“七天免费体验期”。闲了就利用自己的抖音账号，把托育园日常的生活拍了发上去。托育园的口碑一点点树立起来。

　　2020年起，国家普惠托育服务专项建设项目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按照每个新增托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2021年，朱秀芹拿到了40万元补贴，在第二个地址上建了托育园。

　　她的两个托育园就开在工厂边：一家面粉厂，多是河北籍的父母带着孩子来打工；一家做鸡肉加工的食品厂，工人们大多从四川来。

　　夏天时，早晨6点半就可以送，可以托到晚上6点。再晚的，家长同意后，老师把孩子带回家——这会被算进老师们的工资里。她给老师开出的工资从3000元到7000元不等，“多劳多得”。

　　朱秀芹有自己的规矩。她不挑孩子，但挑家长。那些要求必须接入实时监控、对每周食谱反复质疑的，她都拒绝过。

　　“事儿太多的不行，”朱秀芹说，“带孩子都累死了，哪有空解释这个那个的。”孩子们一天10元伙食费，管两次点心一顿正餐。每周能吃顿虾、排骨、鸡翅根，其他就是家常的饺子、馄饨、米饭，地里长啥托育园里吃啥。

　　“我怎么养的我的孩子，我就怎么养他们。”在她这儿，城市里流行的蒙氏早教、外语启蒙都没有。场地小的园区就实行混龄班，大的小的在一起玩儿。

　　园里不开“亲子运动会”，也不布置手工作业。老师们带着孩子站在麦田埂上观察麦子是怎么生长的；在托育园里挖坑和泥、剁菜喂鸡、种大蒜、割韭菜，玩累了，就在院子里搬几块砖搭个小灶，点火炒鸡蛋吃。孩子们玩儿得疯，老师们开玩笑“把鸡吓得不下蛋了”。

　　朱秀芹觉得“由孩子们发挥，保证安全就好了”。

　　钱，是个问题

　　朱秀芹的托育园以前收孩子，必须是本地村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要满4个月。这条“线”逐渐松动，孩子满月就能入托，面向全国招生。

　　在她看来，那些从天津、河北、黑龙江、宁夏——千里之外送来的孩子，背后的家庭都有特殊情况。孩子越收越小。有的孩子刚满月，父母离婚了，妈妈必须腾出手去赚钱，朱秀芹开车7个小时往返，接孩子回来。

　　朱秀芹知道自己在“走钢丝”：小月龄婴儿的看护如履薄冰，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这些背景特殊的家庭，万一家长“消失”了，孩子又怎么办？她留了证件，签了协议，但心里清楚，这些挡不住真正的“万一”。

　　在这里，24小时全托的婴幼儿，按年龄月收费2000元到5000元不等。“我要生存啊，我不能倒闭了啊，已经不干装修了，全身心干这个，再不收24小时的，怎么生存？”那些家庭的需求，也是她的需求。钱的问题确实一直困扰着她们。

　　有一次，一名家长看到朱秀芹在托育园“又吊上瓶儿了”，问她“是不是缺钱上火？”这家人经营着200亩地。第二天，对方拿了一张存着10万元的银行卡放在了她桌子上。还有个家长，取了6万元现金，让她“先用着”。

　　她的账有时候算得明白——要考虑成本，以前8个孩子请3个老师，现在两岁半到三岁的托育大班，两个老师能看14个。有时算得糊涂——11名家庭困难的孩子，她也收了，没要钱。

　　她要想办法链接更多资源。2025年，托育园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了“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此后每年，都会有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来实习实训。她们分担了朱秀芹大部分的师资压力。

　　朱秀芹夸赞来实习的学生，“靠谱、专业”。很多人希望在外地加盟朱秀芹的托育园，想靠她的名气和招牌招生，都被她拒绝了。但她鼓励来实习过的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干托育，可以从家庭托育干起。朱秀芹心里有一条“信任半径”，和她一起干的人，她必须信得过。

　　整个村庄、整个镇都爱护着这些孩子。

　　托育园的邻居吕明波，家里有大棚。头茬的黄瓜，他一定要给孩子们摘了送来。大棚外边，他专门给孩子们种了甘蔗，又圈一小块地，养了十几只土鸡。这些来自土地的馈赠，最终都化作了孩子们碗里的饭菜。

　　冬天来之前，朱秀芹买了棉花，要给孩子缝几床能压风的被子。朋友看到了，主动跑来搭把手。镇上的制衣厂听说了，直接送来200套棉衣。

　　流感肆虐时，她心疼那些24小时全托的孩子，向村书记“讨40个西瓜”，特别强调，“要小小的，孩子能捧在手里”。当地西瓜大棚的手撕西瓜，市场上卖几十块钱一个。转天，60个西瓜送到了。

　　善意从更远的地方蔓延过来。青岛交通广播的听众捐来了400件衣物；平度本地的一个直播团队，送来了尿不湿和洗衣液；看到老师们冬天手搓洗衣服，海信捐来了5台高端洗衣机。

　　“能干到今天，是有很多好心人和我一起干的，如果是我自己，就撑不下来了。”朱秀芹说。

　　（《中国青年报》5.27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