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坚：做那个守在林间的“翻译者”

　　于明坚（右一）在野外

　　于明坚：做那个守在林间的“翻译者”

　　暴雨初歇，山上密林里蒸腾着湿热的草木气。劈开横斜的枝杈和缠绕的藤蔓，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于明坚带着我们钻进林子深处。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临时用四五根原木钉在一起，悬空搭在陡峭的石壁上。身旁，奔涌而下的山涧不断撞击着巨石。“这片林子感染了松材线虫”，于明坚专程赶来看看。他身上衣服已经汗湿成深色，但漫山遍野的植物仿佛让他忘记了疲劳。

　　于明坚已经数不清，自己究竟亲手丈量过多少棵树了。二十多年来，他和团队在浙江的大小山头上，建起一个个长期监测生物多样性的森林样地——从古田山24公顷典型常绿阔叶林大型样地，到乌岩岭9公顷的次生常绿阔叶林大型样地，再到千岛湖的陆桥岛屿系统研究平台、凤阳山—百山祖的山地垂直带谱监测体系……海量数据中，他们捕捉到自然隐秘而重大的规律，探寻着复杂生命系统的平衡奥秘。

　　1999年，于明坚在开化古田山出野外时，意外发现了一片保存完好的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那片原生林保存得非常好！”于明坚很兴奋，多次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提及。之后，一众专家来此考察，最终在此建立起24公顷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样地。这也是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的重要起点。

　　生态学是一门“必须在场”的学科。任何实验室模拟，都替代不了山野的真实。于明坚蹲在一棵细叶青冈下，伸手摸了摸树干上那块铝牌。牌上的编号有些褪色，但数字还看得清。“这棵树是2007年上的牌，当时胸径10.7厘米。”他说，“2022年量的时候，16.4了。”

　　15年，一棵树的变化只有几厘米。然而，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不过几十年，要精准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必须建立长期监测体系。“十年、二十年后，我早就已经不在这个岗位上了。”于明坚说，“但我希望能建立起更多更完整、标准的监测体系，获得对森林更完整的理解，在更大的尺度上找答案。”

　　“野外博物馆”这个词，是于明坚所在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全域生态研究所与百山祖国家公园管理局一起想出来的，他们在全国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

　　于明坚早年在国外游览时，看到一些国外的国家公园里设有专业的科普牌，把路边的植物、岩石和鸟类的故事讲给游客听。一次，于明坚爬上了海拔1929米的江浙第一高峰黄茅尖。山顶风光壮阔，物种丰富。他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竟然没有一块科普展牌。游客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拍几张照片，又气喘吁吁地爬下去。没人知道脚下踩着的是地壳深处名为流纹岩的“来客”，没人知道身边那棵歪脖子树已经活了三百多年。

　　“中国有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壮丽的山川，这么好的自然教育场所，为什么不能让更多人读懂？”他有些痛心。

　　“野外博物馆”的理念很简单：不把标本搬进馆舍，而是把山林本身做成博物馆。活的树木、飞翔的鸟、奔腾的瀑布，就是展品。回来之后，团队开始着手筹备，最大的难关是“翻译”，也就是设计展牌的介绍。生态学有自己的语言，很精确，但也复杂、晦涩。为了普通人听得懂、愿意听，团队常常为了一块展牌上的用词争论半天。

　　2020年9月，国内第一个“野外博物馆”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创建。六条展线，一百七十多块展牌，面对闻讯而来的游客，于明坚说：“在这里，你能读懂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棵花草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最想传递的自然教育。”

　　于明坚沿着步道往上走，步子格外轻快。他期待着更多人能像他一样来到森林。蹲下来看看幼苗，抬头望望树冠，摸一摸树干上的苔藓，他愿意一直做那个守在林间的“翻译者”，让更多人亲近、了解森林与自然。

　　（《浙江日报》5.6 林晓晖 周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