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奖台下的出路

　　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前中国女足教练水庆霞在临近发言时改了主意。

　　她之前关注到13岁体操运动员周悠坠楼的新闻，便把这件事写进了人大代表的议案。但临近讲话，她犹豫了，最终还是决定不公开个案，谈谈更为普遍的观察。

　　“在领奖台光鲜亮丽的背后，不少运动员饱受伤病困扰。”水庆霞说，“我真心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他们的真实处境”。

　　看不见的伤病

　　“再科学的训练，运动员也会面对不确定性。”水庆霞记得，在她执教的某省级足球队，曾有队员突发急性白血病。庆幸的是，患病队员被迅速送往医院治疗。球队和当地的体育基金会筹了近70万元的款项，最终帮助她完成了治疗。

　　在省级与国家级运动队，运动员们在训练、比赛期间发生的严重疾病、受伤，与当地体育部门沟通后，一般都会得到治疗。但更多时候，“一些伤不是重疾，也会导致运动员们无法训练”。水庆霞叹息，“或是慢性病留下的后遗症，破坏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国家排球健将袁琪12岁时，入选国内顶尖的女子排球队。专家在队内挑出优秀的小运动员，进行高强度、专业化的训练。袁琪没有欧美运动员那般强壮的四肢，肌肉尚未完全发育，但为了练习大力跳发、提高发球的攻击性，她和队员们每天要扛起250斤重的杠铃。

　　每周，袁琪只休息半天。半年多后，她渐渐感受到膝盖与髌骨疼痛，她想歇下来看看。

　　教练却说，再坚持一下，“要有集体观念，你是队长，你休息了，其他队员会怎么想呢？”袁琪也不想成为刺头。

　　她感到疲惫，训练状态越来越低迷，最终没有得到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直到后来接触到一支专业的运动训练团队，渐渐摆脱大重量的训练，袁琪才得以放松。

　　“在非对抗性的运动中，像游泳、体操、举重，慢性损伤更为普遍。”曾担任过多支国家队队医的刘晔说，那些“看不见”的伤病，常常与训练之间难以平衡。

　　他曾评估一位游泳运动员“肩袖损伤”，便和教练建议：“能不能降一降训练量，这几天先做康复？”

　　对面却很为难，过两周就要比赛了，“练习怎么能落下？赛事是不等人的”。

　　刘晔感到无奈，继续练习，伤情会进一步加重。何况在部分偏远地方的体育队，针对体操、举重等商业化程度较低的运动项目，医疗保障服务高度依赖财政拨款。“一些队伍会把医疗保障服务外包给市场上的康复机构，队医专业素质良莠不齐、频繁更换。”刘晔说，运动员们长期的身心状态难以被有效掌握，“许多运动员又是缺少判断能力的青少年，他们无法自主作出决定”。

　　2009年的全运会上，袁琪一度觉得自己的状态回来了。教练也和她说，加把劲，可以往国家队冲一冲。

　　但当时，袁琪渐渐失去了对比赛的热情。不久后，她确诊了踝关节变形，已经有了不可逆的损伤，“每走一步都刺痛”。袁琪最终选择退役。

　　直至离开队伍，她才看见自己的困境。“谁来负责我的伤呢？”她感到沮丧。

　　难以万全的保障

　　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最新修订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障办法》，将慢病损伤纳入保障范围，为此制定了专门的申请规则。

　　浙江省体育基金会则启动了“意外互助”项目，提升了在训运动员的意外伤害险额度，就医时的“自费药”也进入保障条款。

　　然而这些规定，仅仅适用于“在编”的运动员。

　　某省体育部门一位从业者表示，各省的编制管理分散。在该省，非编运动员人数在50%以上，以试训、集训、储备人才的名义代表地方参赛。

　　国家体操健将周琳参加过两届全运会，退役时19岁。她感到幸运，安置政策紧紧围绕“成绩”：自己在全运会上拿过金牌，被省队留任教练。一些夺牌的队员如不愿留下，可以免试进入大学。

　　一些小运动员在12岁之前没有进入专业队，还能回小学就读；但15岁以上的运动员，一旦退役时没有成绩，便需要通过单招考试（针对体育特长生设置的高考通道）继续学业，或自己规划出路。

　　“没有成绩也没有编制的，连安置费的保障都没有。”周琳说，具体的规定在各省市存在不同。

　　但离开封闭的系统，许多人显得被动。

　　高校学生沈思曾在一年前对多位退役的体操运动员做过访谈。她发现，运动员们从停止练习到做出退役的决定，往往隔了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其间，他们都在等待一种“安排”。一位退役体操运动员对沈思说，很长时间，她都在向往训练场外的自由，但真正进入外面的世界，自己不知道该如何与别人沟通，也并不知道喜欢做什么。

　　沈思发现，大部分退役的运动员仍想留在行业之中，只有一位女孩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

　　她从小喜欢自然科学，备战高考后，最终就读生物医药专业。起初，她不敢在课堂上发言，也害怕被同龄人贴上“读书不好才去学体育”的标签。

　　她逐渐学会屏蔽外界的声音，试着将曾经那股好胜心变成一种求知欲放在科研上，“在这个世界里，我开始学着怎样批判、质疑”。她和沈思感慨，走出第一步尤为艰难。

　　更精细的轨道

　　水庆霞去参观过许多中小学校。她注意到，越来越多学校为了落实教育部“体教融合”要求，规定低年级学生每天进行不少于两小时的体育运动。

　　水庆霞解释，这项政策是为了破解双向的难题：对普通学生来说能够尽早强健身体，为运动队伍挑选后备人才；对于那些已经从事竞技体育的小运动员而言，也能保证半天运动、半天文化课的两条轨道，以免他们未来面临“无路可走”的窘境。

　　然而，实际与理想之间存在落差。

　　数年前，袁琪想了许久，仍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走竞技体育的路，上了当地一所体教融合的中学。

　　她逐渐感到矛盾，孩子一周要进行六天体育练习，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训练，结束后参加文化课程、写作业、再回到训练场，晚上休息已在十点之后。教练和袁琪说，要做“多边形战士”，门门课考到八十分以上。

　　“成绩、精力、健康，压根没法平衡。”袁琪发现，孩子忙到停不下来，但每门文化课才刚刚能够到及格线。

　　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袁琪夫妇在家中争论，“到底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

　　袁琪说，孩子更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就应该更专注训练，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来恢复。“这一回，我想让他当个刺头。”袁琪苦笑。但她又反复想，万一这条路上遇到伤病、淘汰该怎么办，“每推开一扇门，都在迷失方向”。

　　后来，袁琪去日本交流，那里的教练告诉她，在日本，青训体系有多条并行的轨道：职业梯队走精英化路线，校园足球兼顾学业与竞技，还有社会俱乐部和职业培训，为教练、裁判等岗位做准备。只要不想放弃体育，总有一条路可以走下去。

　　走访期间，水庆霞看到了这些家长的焦灼。她发现，如今一些学龄的小运动员在体育的道路之外，还会有学校供他们选择。但各地、各区的资源分布有差异，部分地区并没有这些升学的通道。另一头，那些想留在行业中的运动员们，除了当教练，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推拿、裁判、体育经纪人、赛事运营，这些岗位的培训能不能在队伍期间就做？”水庆霞提议，“把职业规划前置，变成一种补充。”

　　在她的观察中，尤其是小运动员，比成年人更适合做幼儿的体育教育，可以在训练同时获得相应的技能认证。“这样一来，哪怕退出竞技体育道路，家长和孩子也不必像开盲盒一样。”

　　开始主动改变

　　袁琪接触过世界各地的训练队伍。她看到在许多国家，有更多优秀的教练会下沉到基层，帮运动员们把关成长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教练并非全能，也没有绝对的权力，而是专业协作中的一环：在法国足球学院，每个年龄组在主副教练之外，还会配备康复师、营养师、心理辅导员等角色。

　　回国后，她创立了练习排球的俱乐部，也和行业协会一起举办了教练的培训。

　　袁琪有些无奈，当世界各地的教练在培训现场交流训练与管理的经验时，一些教练签了个到就匆匆离场，有时就坐在台下埋怨：“不就这么些东西吗，换汤不换药。”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很好，不需要来这里学。

　　“很多行业里的优秀教练年纪偏大，年轻、职业化的教练很少。”袁琪感慨，无论是技术方法还是面对运动员的态度，想成为一名好教练，是一件需要持续学习的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转变。

　　当教练后，周琳面对孩子们学不会平衡木、后空翻时，总会想起当初的自己。

　　她曾一度害怕练习。犯错时，教练常常一边徒手托着她，一边责骂，“怎么这么笨”“怎么不用力”。她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技巧，一个错误的动作重复了近四十遍。

　　现在她试着耐心地把动作拆解，一步步引导运动员们如何控制好发力，拿着垫子、滚筒保护她们落地的安全。

　　离开教练的岗位，水庆霞回到平淡的生活中。从业四十余年，她也有过失败的时刻。

　　“心态的调整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水庆霞说。她提到，国内的体育队伍目前几乎没有心理疏导的岗位，很多时候主教练难以留意、关怀队员所有情绪的变化。而国外很多体育队伍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其中一些咨询师收费标准比主教练更高，可以作为教练与队员之间沟通的桥梁。

　　“成绩、辉煌就在那里，是抹不掉的。”水庆霞笑道，走下赛场，她也希望自己曾经的付出被看见，得到真正的尊重。

　　（《解放日报》4.26 冯蕊 杨书源 程艺丹 肖弈佳 罗嘉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