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双鸟诗》的模式创构与隐喻内容

　　韩愈《双鸟诗》自宋代就出现不同的解释，双鸟所喻对象，主要有当时执政者、释老二氏、李白杜甫和韩愈孟郊四种推断，此外还有指当时恶人或藩镇等拟测。凡此类死无对证的公案最终都无法了结，补充再多论证也难以建立完整的证据链。如果能考察诗歌史上咏鸟诗的书写模式，借助于文体学的参照来分析韩愈其他咏鸟诗的写法，由文体特征来推断其写作意图和旨趣，或许是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分析模式，可以得出新的结论。

　　中唐是比兴体的咏动物诗写作很盛行的时期，至今现存唐诗中还保留下不少相关作品。与所有咏动物诗一样，咏鸟诗的写作模式也分为单纯咏物和托物寓意两类。到韩愈的时代，咏鸟诗的托寓已大致凝定为抒发理念情怀、譬况自身命运和隐喻生存环境三类。韩愈咏鸟诗，即使置于咏鸟诗的序列中也是很独特的存在。别人咏鸟，要么以鸟为托意的对象，要么以鸟为客观环境的象征，而韩愈却总是以鸟为人事关系的隐喻，用鸟的故事来比况世局人事，更重要的是将自己代入其中充当一个角色，这就开辟了咏鸟诗的新模式。

　　《双鸟诗》展现的那个自然秩序崩溃、价值体系颠覆及其最终被遏制的幻想过程，无疑隐喻着一个重大的主题，它不会是政治的、伦理的反叛，而只能是美学意义上的颠覆。双鸟对世界的凌暴，最有可能的就是指作者和孟郊合作的十几首联句给诗坛带来的猛烈冲击。随处可见的悖于常格的取材、想落天外的句式给人眼花缭乱的陌生感，而承转随意的结体、古倔生拗的语言，更显出一种无视传统，无视诗家惯例，甚至毫不顾及读者阅读感受的任性态度。我们固然不清楚当时的读者最初接触这些联句时是什么感觉，但相信习惯于大历以前诗歌的读者在疲劳的阅读、辨识之余，难免会感到是在忍受一种猛烈的凌暴。这使作者在快意之余也不能不对这类作品施加于人的语言暴力有所反思。所谓“两鸟既别处，闭声省愆尤”，应该暗示了故事的部分结局。

　　回顾平生，韩愈同时感受到破坏秩序的快意和失败的憾恨，或许还有“闭声省愆尤”的反思，但不灭的信念和勇气依然在沉寂中燃烧。这就是《双鸟诗》通常会让人强烈感受到的躁动、狂暴、快意与矛盾、怀疑并存交织的复杂情态。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蒋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