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议会全票通过文物归还法案

　　170比0 ！ 4月13日，经过6小时辩论，法国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一项简化文物归还程序的法案。接下来，法案及其修正案需在6月底前提交参议院再次审议，一经通过即可立法生效。

　　这被视为法国殖民文物归还领域的里程碑——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为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获得的文物建立整体归还机制。从非洲多国文物，到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敦煌藏经洞文书，均被纳入潜在范围。这是否意味着“流落”法国的中国文物离“回家”更近了？

　　有条件的转折点

　　作为前殖民大国，法国在文物归还上一直行动迟缓。一个关键卡点在于法律规定公共馆藏“不可转让”。文物归还必须逐案立法“破例”，程序复杂、周期漫长。

　　转折出现在2017年，刚上台的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表示，非洲文物不应只留在欧洲，并承诺5年内推动归还。这是法国首次在总统层面正面触及这一议题。不过，随着非洲国家持续发出归还请求，“一事一议”的方式越来越跟不上节奏。最终，法国选择换一套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明指出，从不同角度看，法国此次立法，都是殖民文物归还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法律层面，法国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这是对《文化遗产法典》中“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原则的首次系统性松动，意味着文物归还可以批量推进；话语层面，议会辩论中明确使用“非法占有”“剥夺”等表述，实质承认殖民掠夺的不正义，标志着法国政治精英层态度松动，具有“话语解放”意义；程序层面，文物归还从“一事一议”的个案立法，转向“一类一策”的分类处理，大幅提升制度容量。

　　不过，李庆明也提醒称，短期来看，这更像一个“有条件的转折点”，象征意义仍强于实际效果。

　　实质门槛依然存在

　　国民议会这一关过了，但立法还没走完。接下来，法案还要重回参议院再次“过堂”，立法程序才算收尾。但程序之外，更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决定“还不还”。

　　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说得很直白，法案设计了一套严格控制的程序，以确保“任何缺乏依据或可能危及国家藏品安全的请求，都不会迫使法国作出积极回应”。换句话说，门虽然已打开，但钥匙仍握在法国手中。

　　除了主观意愿，法案在制度上也设下不少“关口”。归还要求谁能提？只有国家，博物馆、部族、个人都不算主体。审批程序怎么走？要过两道关：先由双边科学委员会评估，再由法国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拍板，而主导权基本都在法方。

　　李庆明指出，法国的机制创新值得肯定，但并没有真正赋予原属国“归还权”。形式上的门槛确实降低了——程序简化、周期压缩、决策层级下移，但实质门槛依然存在。

　　先看举证责任，请求国需证明文物属于“非法占有”，对19至20世纪文物来说，溯源要求极高；再看科学审查，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标准尚未明确，存在主观裁量空间；接着是保管承诺，法案要求请求国承诺“公众可及性”和“防止再次流失”，可能引发主权敏感问题；最后是排除范围，军事文物、私人藏品以及1815年前文物被排除在外，使大量争议性文物仍游离于机制之外。

　　文物“回家”有多远

　　长期以来，流失文物无法“回家”一直是个公认的国际难题。关键原因在于现有国际规则“管不到过去”。

　　对中国而言，“最新法案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点。”李庆明说。

　　制度上，它使得圆明园文物、敦煌文书等长期“悬案”首次获得官方追索通道，有望援引法国国内法进行权利主张，改变过去“外交协商、舆论施压”的单一模式。

　　话语上，法国议员公开援引法国文豪雨果提到“归还中国文物”，为中国提供了道义和舆论筹码。中方可据此要求法国政府将承诺转化为具体案件，形成“法律—外交”联动压力。

　　国际上，作为文化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的立法行动对日本、英国等持保守立场的国家形成压力和外溢效应，也为中国推动多边文物归还机制提供先例支持。

　　总体而言，“机会窗口已经打开，但并不意味着正义会自动实现。”李庆明提醒，文物要真正“回家”，还得在科学溯源、法律论证和外交谈判三条线上同时发力，把法国的承诺一件件变成现实。

　　（《解放日报》4.17 安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