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身听民意 “绣花”求真知

　　1930年5月，毛泽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寻乌开展了为期20余天的社会调查，最终整理形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于深入群众中汲取智慧，在求真务实中把握规律。这一光辉实践，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提供了历久弥新的精神滋养与方法论指引。

　　深入群众摸实情

　　到达寻乌后，毛泽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群众放下顾虑、敢讲真话。他深知，如果摆出官架子，大家只会敬而远之，调查也必然流于形式。于是，他通过县委书记古柏的介绍，找到郭友梅、范大明等本地知情人。郭友梅是一家杂货店店主，当过商会会长，对寻乌商业变迁了如指掌；范大明是贫农，曾任县苏维埃政府职员，熟知底层百姓疾苦。毛泽东拜他们为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习，并在报告中坦言：“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这种谦虚诚恳的态度，成为打开群众心扉、获取真实情况的重要前提。

　　为了营造讲真话的氛围，毛泽东将会议室搬到院落、祠堂和商铺之中。他不仅开会调查，还走进田间帮助农民耕作，在耘田拔草的间隙同大家亲切交谈。村里有几户中农、几户贫农？每户分了多少田、生计如何、日常吃什么？当得知“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时，便深入全城30多家豆腐店，探寻背后原因，发现一是价廉，二是方便。他还走进杂货店，询问闽笋的来源和价格；走进水货店，了解咸鱼、海带的销路。这种拉家常式的交流，让群众把他当作自家人，那些长期被埋藏在心底的真实情况也借此得以反映：地主如何通过高利贷进行残酷剥削，贫苦群众如何在“禾头根下毛饭吃”（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的困境中艰难挣扎。而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毛泽东坚持广泛覆盖、兼听各方，力求还原寻乌全貌。在调查名单里，既有穷秀才、破产商会会长、在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吏，也有农民、商贩和退伍士兵，甚至包括被视为“流氓无产者”的游民；在年龄结构上，既邀请了阅历丰富的长者，也吸纳了思想活跃的青年，确保能充分反映各阶层心声。

　　真正的政绩，不在纸上数据，不在主观臆断，而在群众心坎里。科学决策的根基，正在于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开展寻乌调查这一实践生动昭示，党员干部必须放下官架子，扎进人民群众火热的实践与疾苦之中，才能获得最真实的第一手材料。也唯有这些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鲜活事实，才能确保决策科学。

　　深究细研拨迷雾

　　深入群众解决的是材料来源问题，确保科学决策有“米”下锅；求真务实则决定着调查研究的深度与分量，确保科学决策有“据”可依。毛泽东在调查中展现出“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的决心，以及抽丝剥茧、唯实唯真的严谨态度，正是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科学决策的典范。

　　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不可能处处调查，唯有选取典型、“解剖麻雀”，才能以点带面、把握全局。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寻乌，是因为它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区域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其商业形态、土地关系、社会结构在周边具有代表性。把寻乌的情况摸清吃透，便可大致推知三省交界几十个县的基本面貌，这种方法既务实又高效。

　　20多个日夜里，毛泽东如同一位“绣匠”，一针一线梳理着这座县城的每一条街巷，织就了一幅鲜活厚重的社会全景图。他详细记录下寻乌的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药材、黄烟、裁缝、伞、木器等20余种行业的经营状况。对于旧有土地关系，不仅统计了地主、富农、贫农的人口成分和土地占有比例，还层层剖析了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3类23种具体形式。这种细致入微的调查，让其对寻乌的社会结构摸得一清二楚：城里有多少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娼妓、游民各占多少；各类商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利润几何；甚至地主怎么分成三等、各是什么政治态度，心里都有本明白账。

　　科学的调查研究，离不开科学的方法作支撑。毛泽东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坚持对立统一、深入思考。他不仅澄清了当时党内对富农问题的模糊认识，区分不同性质的富农，为制定“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也弄清了小商人、手工业者的生存状况，认识到他们同样受压迫且具有革命性，从而纠正了此前简单照搬农村斗争经验、没收商店的错误做法。这种从具体现象中提炼普遍规律，从实际情况中把握社会本质的研究方法，让《寻乌调查》成为一部洞察中国社会的科学著作。正是基于这一系统调查成果，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理论文献，首次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科学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思想基础。

　　（《中国档案报》3.20 李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