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社会学大纲》最早版本的新发现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学界公认《大纲》的最早版本是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讲义，后经修订完善，于1937年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公开出版（以下简称“笔耕堂版”）。然而，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李达在上海法政学院任教期间使用的讲义或校内印刷教材（以下简称“上海法政学院版”）可能才是《大纲》的最早版本。上海法政学院版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封面与封底为棕褐色纸质，每页切口处均印有“上海法政学院社会学大纲”字样，扉页题有“李达讲述”。

　　李达于1929年第二学期到上海法政学院任教，1932年8月离任，其间讲授社会学与政治学。1930年11月《法政周刊（上海）》第1卷第3期刊载了学生赵承珪、杨沛明与李达的通讯问答，学生提问“哲学的本身是什么”“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等，李达逐一回答并指引学生参阅“社会学讲义”第2页、第6至第8页。经比对，所指页码与新发现藏本内容完全吻合。该周刊还记载了学校9月1日开学的信息，讲义理应在开学前备妥。由此确认，《大纲》上海法政学院版就是李达任教时所用的“社会学讲义”，成书不晚于1930年9月。需要说明的是，李达在此之前曾在大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等校任教，该讲义的思想源头可能更早，但上海法政学院版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直接文本证据。

　　上海法政学院版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为“社会学之哲学的基础辩证法的唯物论”，下设“太阳系的生成”“地球的生成”“生命的生成”等小节，呈现出从自然史推演至社会史的鲜明逻辑。第二至第五章依次为“社会学的任务及其研究的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国家和政权的学说”，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纲要。

　　将上海法政学院版与通行本笔耕堂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个层面的显著差异。首先是结构上的差异。上海法政学院版为五章结构，首章以自然史为唯物论奠基，但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相对提纲化；笔耕堂版则扩展为五篇十二章，构建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完整体系，增加了对布尔乔亚社会学的批判、经济形态史、意识形态理论等重要内容。其次是内容上的深化。1931年后苏联哲学界的理论转向深刻影响了李达，笔耕堂版中明确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之主要的根本的标志，就是共产党的指导”等体现党性原则的论述，实践范畴也被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而这些内容在上海法政学院版中尚处于萌芽状态，例如关于政党作用的论述多集中在阶级斗争层面，尚未深入到组织原则与战略策略等具体问题。最后是语言风格的调整。上海法政学院版是典型的“讲义体”，语言质朴平实，服务于课堂教学；笔耕堂版则展现出鲜明的论战色彩，李达以犀利言辞批判德波林、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理论偏差，完成了从课堂讲授者到理论论战者的身份转换。

　　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两个版本在核心观点上保持高度一致。关于辩证法的思维过程、物质由92种元素构成的科学认知、太阳系与地球生成原理等具体论述，两个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可见，上海法政学院版不仅是笔耕堂版在时间序列上的源头，更在理论架构上为其提供了基本雏形，清晰展现了李达思想从初步构建到成熟定型的发展轨迹。

　　《大纲》上海法政学院版的发现，意义远不止确认一个更早的版本，更在于为理解李达早期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及相关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坐标。该版本作为李达思想形成阶段的原始文献，清晰展现了《大纲》从教学讲义发展为系统理论专著的演进轨迹。这一跨越数年的修订过程，伴随着对苏联哲学的吸收、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以及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深化，记录了李达严谨的治学精神与理论创新意识。同时，这一发现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一个不断调适、创新的动态过程。上海法政学院版、北平大学版、笔耕堂版，三个版本重构了《大纲》的成书谱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精确的文本依据。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康文龙 卜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