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因为败德？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隋炀帝杨广

　　隋亡因为败德？

　　隋二世而亡。唐初君臣对隋速亡展开了多轮讨论，结论是隋炀帝人品太差，隋朝败亡，符合“行暴政者必亡”的历史规律。但著名史学家万绳楠先生认为隋炀帝“功大于过”，并称隋炀帝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学者冀英俊也指出：“学术界将隋的灭亡定性在隋炀帝的暴政，是先看结果（亡国），然后再定命题（隋炀帝的暴政）。但在人治社会里，有几个帝王不暴虐？隋炀帝确实有一些暴虐行为，但‘硬在传统固定的框架下给炀帝继续扣上暴君的帽子是不合适的’。”实际上，隋朝在司法、理财、军事上屡出昏招，无法匹配时代需要，可能才是更致命的问题。

　　找不到廷杖 就用鞭子打大臣

　　隋政失于过严。

　　据学者高擎擎在《隋代苛酷之政及其原因》一文中钩沉，从开国皇帝杨坚起，即有此失。杨坚“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在他治理下，“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可杨坚有短板，“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且“好为小数（小算计），不达大体”，晚年疑心重，“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

　　一方面，杨坚出身的关陇集团，素有重武轻文的传统。杨坚迷信严刑峻法，大臣失误，即施廷杖，名将高颎劝杨坚，朝堂非刑堂，还是把廷杖收了吧，杨坚同意了。过几天，大臣李君才惹怒杨坚，杨坚找不到廷杖，下令用马鞭，活活把李君才打死。

　　另一方面，杨坚性急，遇事求速成。为根治贪污，他下令“盗边粮一升以上，皆斩，仍籍没其家”；听说市场上小偷多，问大臣们咋办，没等回话，杨坚便说“我知道了”，下令“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后又下令“四人共盗一榱桷（音如催决，意为屋椽），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法苛酷，易被栽赃者、仇家利用，且小案增多，无法一一走流程，等于给基层胥吏以生杀大权，百姓权益难保障。

　　隋朝是中国机构设置史上的大变革期，创三省六部制，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或郡）、县二级制，废汉代以来的乡官制度。乡官多出自地方豪门，盘根错节，肆意侵渔乡民。陈寅恪称废乡官是“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也”，打击了旧门阀势力，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央派来的基层官员不了解当地情况，亦无责任感，致“地方官不代表‘地方’，亲民官又不‘亲民’”。

　　减少行政层级，地方官的工作量猛增，隋朝的考课特别繁琐，循吏左右支绌，悍吏得以崛起。悍吏能力强、重事功，但不守法。可杨坚又觉悍吏能办事，不肯约束，就算他们犯罪，也予以宽宥。

　　杨坚只想令行禁止，却把隋朝变成一座大监狱。全社会看上去井井有条，实则人人怀怨。

　　史上最富王朝 百姓却饿死

　　隋朝仅存37年，以富著称。

　　清代学者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隋统一天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

　　隋朝建了许多大型粮仓。杨坚执政末期，粮食多到无仓可放。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名臣马周汇报：“隋家储洛口……至今未尽。”隋已亡20年，存粮还没吃完。

　　隋朝富，源于三点。

　　首先，据学者秦开凤钩沉，南方经济崛起，隋统一中国后，开凿大运河，“加强了江南地方与洛阳的联系，运河直达江淮”，促进了经济发展。

　　其次，隋括户力度大。括户即清查隐藏、逃亡人口，将他们纳入户籍，成为纳税者。历代王朝皆重视括户，以隋的力度最大，号“大索貌阅”。581年隋朝建立时，全国户数400万，大业五年（609年）达897.5万户，增一倍多。税率虽降，纳税群体却大大增加了。

　　其三，强制积累，政府规定农户每年须向义仓缴粮0.7石。

　　然而，隋朝的富只能证明其搜刮民间财富的能力提高了，而非创造财富水平高。因效率低，聚敛来的财富未能有效运转，反成“富裕的贫困”。以义仓为例，本为备荒，可开仓“须待诏敕”，即皇帝下命令才行，迁延日久，灾情早已扩大。

　　杨坚爱仓储甚于爱民。开皇十二年（592年），京辅饥荒，时“库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杨坚却不肯开仓救济。开皇十四年（594年），“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满，竟不许赈给”。

　　取之于民，却不肯用之于民，据《隋书》，隋末“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意为丰足），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百姓“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蒿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国库充盈未提升隋朝国力，反激化了矛盾。

　　从鹰扬天下到不堪一战

　　隋初军队战力强，多次打败突厥，统一了中原。

　　学者朱明在《论隋代兵制与隋亡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隋军制脱胎于北周，以府兵为主。一般认为，府兵是兵农合一，有事出征或番上（轮班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宿卫），闲则务农。朱明认为，府兵是职业军人，每6户“取子弟中有材力者一人为府兵”，余者一起供养他。所以府兵的待遇好，战斗力强。供养府兵的户称“兵户”，赋税轻。

　　为了括户，隋后来取消了“兵户”，6户成普通“民户”，不再供养府兵，须缴纳更多税收。可“兵户”没了，再无人愿当府兵。

　　隋初军民合一，刺史掌兵，“导致刺史依仗军队，飞扬跋扈”。隋炀帝上位后，设都尉，从此“太守专主政事，不得过问军事；都尉主军事，亦不得干预民事”。

　　隋初用北周制度，在军事要地设四大总管府管军，下辖多名总管，《隋书》称全国“合总管九十”，驻地不同，军力有别。隋炀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废诸州总管府”，军队统一交兵部管理，致“兵将分离、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出现了指挥不灵、反应慢、配合难等问题。

　　隋军布防不合理，唐代仍如此。关中设为重中之重，全国60万兵力的三分之一强在京师，加上河东、陇右，占全国兵力四分之三，剩下的广阔地区，只有四分之一兵力。

　　学者金宝祥在《隋史新探》一书中，认为隋的战略形势空前严峻，突厥、吐谷浑、高句丽和正在崛起的契丹，构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包围圈。隋军常面临西北、东北两线作战的风险，为打破包围圈，隋军几次主动出击，却因指挥失误，加上瘟疫等因素，损失惨重，局面进一步恶化。

　　隋军后期屡败，因乏名将。隋的立国基础是关陇集团，各军头独立性强，杨坚为除隐患，“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隋又三次出兵东北，给东部民众造成沉重负担，东部遂成反隋中心。

　　朱明统计，隋末反抗隋武装绝大多数爆发于军事统治薄弱地区。在河南、河北、江淮三地，80%的武装反抗出现在非总管府州。总管府州被撤后，留下的隋军中李渊、杨玄感、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都等先后反叛。中央集权太急切，反而葬送了隋朝。

　　（《北京晚报》3.11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