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庭审遭遇AI“搅局”

　　AI生成的诉讼指导意见，被张简（化名）工整地打印在纸上；AI告知的专业术语“表见代理”“债务继承”从她口中一一蹦出，生硬紧张。

　　可庭前沟通不到5分钟，“局面失控了”。法官直截了当指出：“你告错了对象。”张简瞬间没了主张，因为“这和AI告诉我的简直是背道而驰”。

　　文旅从业者张简是AI的熟练使用者，日常习惯用AI处理检索、文稿工作。她一直认为，只要唤醒手机里任何一款人工智能，给它一个“身份”，它就能“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毫无保留地为她效力。

　　直到去年4月，她常去的美容院“跑路”，5000余元充值款追讨无门。请律师不划算，她便在常用AI里新开一个窗口，设定身份为“维权律师”，并下达第一份指令：“我是受害消费者，账户还有5000多元余额，请你帮我分析胜诉率、代写起诉状。”

　　这不是孤例。越来越多法律从业者发现：AI正以迅猛而又隐蔽的方式，冲击传统庭审规则与司法信任体系。

　　完美“虚拟代理人”？

　　张简至今还记得，抉择是否要起诉时，AI弹出的指引清晰果断：“本案胜诉率较高，建议线上立案并勾选小额诉讼程序提速。”

　　这套话术瞬间击中了她——AI不收费且随叫随到，在她眼中，是最完美的“虚拟代理人”。AI还能自动生成证据清单、起诉状等全套材料，逻辑自洽、专业，看似无懈可击。

　　一切顺利得让人有些不安，张简曾试图寻找AI这个“完美诉讼方案”是否存在漏洞。

　　她向系统输入各种对自己不利的假设：如果现在承接消费账户的门店，强调之前的充值费用是给已注销的门店，他们并未承接金钱，是否合理？如果法院发布开庭公告后，对方还是没出庭，是否默认对方败诉？如果第一被告品牌方胜诉，但第二被告门店败诉，又该怎么处理？

　　AI再次向她发出激励信号：“即使找不到门店出庭的人，只要品牌方作为连带责任人存在且能找到，您就可以申请对其强制执行……您站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义一方，法律是您最坚实的后盾！”

　　正反馈打消了她的顾虑，但现实中的进展没有AI所说的那样顺利。第一记当头棒喝，就是庭审当天，被告美容院方并未出席，仅向法院提交了答辩书。张简设想的一场双方对峙的博弈，成了她“单方面说服法官”的考验。

　　她起诉的要求，是让品牌方或现在转接倒闭门店业务的加盟店退回美容卡内余额。她在多个AI平台交叉印证后，得到高度一致的结论：品牌方构成表见代理，需承担连带责任；承接门店与原门店存在债务继承，应继续履约。

　　但在庭前沟通会上，法官打断了她的陈述：“你告错了对象。原门店已注销，应起诉其法人或投资人；品牌方与原门店的债务独立协议合法有效，承接门店无明确债务继承迹象，你无法举证，难以追责。”

　　法官给出两条路径：要么撤诉，由法院协调品牌方恢复其会员权益；要么撤诉补齐证据后，聘请律师重新起诉，并特意提醒：“律师费和你要追回的金额差不多。”

　　张简止步于庭审当天，但并非所有AI辅助的诉讼，都会如此狼狈。

　　当事人王廷在一起二手房买卖纠纷中，全程依靠AI自我代理，最终胜诉追回对方违约的欠款。在他看来，案情简单、证据完整，“赢面就占了一半”，而且律师费一般按照房产交易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花这些钱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要到钱款，“等于损失扩大了”。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王廷，对AI保持理性克制，仅将其当作加强版搜索引擎。他向AI提问两三百次，耗时两周，利用AI检索法条、预判抗辩、草拟文书，所有输出均手动二次核验。在这样目标明晰的指令下，AI不仅给出亮眼策略，还缓解了他等待庭审的焦虑，甚至精准预判对方律师会以“房价下跌不可预见”抗辩，帮他提前备好话术。庭审中，王廷从容应对，最终胜诉。

　　引用法条出现“幻觉”

　　撤诉当天，张简向AI倾诉庭审挫败，AI不再激进鼓励，转而模糊回应：“法官建议属风险提示，宜冷静寻求专业帮助。”

　　当她输入“我已撤诉”，AI立刻转向支持她放弃。这一刻，张简意识到：AI没有独立立场，大多数建议是对用户情绪与输入的迎合；它能构建完美纸面逻辑，却不懂现实诉讼的风险与平衡。

　　更致命的是，AI引用法条常出现“幻觉”。该案中，AI称“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品牌方需对未履行的服务承担退款责任”，可现行该条款内容与AI所述完全不符。

　　2025年10月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劳动争议审判团队负责人陈樱收到一份上诉材料。65岁的当事人随上诉状附了几份材料，其中不少内容的来源均标明是AI。

　　陈樱查看上诉材料，发现这是一起重复诉讼案件。相关争议已经历一审、二审以及申诉，老人的诉求均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老人再次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老人在AI的辅助下，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陈樱安排了一次线下接待。现场，老人多次以“根据AI所述”开篇，宣读AI拟定的上诉理由，态度坚定。陈樱发现一个“漏洞”：AI给出比较具体的分析，但老人只截取了其中有利于自身诉求的部分，而未采纳大部分与其诉求不符的分析。

　　而在更多案件中，破绽往往是在过于“完美”的诉讼材料中被发现的。

　　上海二中院法官助理陈紫东发现，AI生成文书特征明显：语言过度规整、逻辑过于顺滑、法条与案情“完美匹配”，显得不自然。

　　2025年11月，上海二中院收到一起经济补偿金纠纷案当事人的上诉材料。“这份上诉材料看似论述准确，其中提到的法条也都和当事人的诉求完美对应。”但这种“对号入座”的巧合，引起承办法官的警觉。

　　陈紫东根据法官的要求进行核实，发现上诉材料中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并不存在——劳动部在1994年印发过相关通知，法条的出处被“偷梁换柱”了。此外，这份上诉状中援引的其他法条也与实际法律规定不符。

　　法官陈樱更担忧另一种情况未来会抬头：大量无资质的线上法律咨询机构低价接单，利用AI生成高度迎合当事人诉求的文书，刻意夸大胜诉概率。当事人拿到文书后预期过高，一旦判决不符，便极易质疑裁判不公，引发重复起诉等问题。

　　信任正被AI侵蚀

　　“可惜我的脑子里不能装好几个AI，法官否定我的观点时，我能输出一串反对他的理由。”时隔三个多月，张简依旧对AI保有一份难以言说的信任。

　　当事人因为AI的法律解释不再信任法官的判决，这并非个案——在一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庭审后电话答疑中，陈樱感觉当事人很有可能正在一边搜索AI内容，一边“对抗”她的解释。“或许我们未来不是在和当事人释法说理，而是在和AI辩论。”

　　在她看来，AI生成的内容，与提问者提供的案情信息、提问方式有很大关联；当事人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提问，提供的信息不全面甚至有偏向性，因此AI给出的答案往往偏向提问方。

　　“更有甚者，当事人拿着虚构的AI案例质疑我为何这么判。”上海二中院民庭法官沈永妍说，这种情形下，释法工作从聚焦案件本身，转变成向当事人证明AI生成的案例是不存在的、错误的。

　　律师曲凌刚分析这些存在AI造假的案件时也发现，AI在法庭上的露头，打破了一种既定的信任：“原本在大多数案件中，证据的真伪并非争论焦点。但现在，我搜集的一些案例中，即使一方并未表明使用AI，另一方也会质疑其证据由AI伪造。”

　　曲凌刚在多年律师从业经历中深知，合理管理当事人预期是律师的核心工作。律师的职责不是取悦当事人，而是客观揭示风险，即便他内心预判胜诉率70%，也会保守表述为60%，避免其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但AI反过来在加剧当事人的不当预期。

　　年轻律师丁莫漪对带着AI生成内容来咨询的当事人不会过多干预。但有一次，她忍不住“反击AI”，却意外收获了一位“铁杆客户”。这位客户被一位博主指控抄袭，AI给出的参考法条均与著作权相关，但丁莫漪指出该案是名誉权纠纷，重点并不在著作权。后来，当事人反而因这句话转变态度，约她面谈。丁莫漪很直白地劝他不要打官司：“性价比不高。”

　　但当事人不仅依旧和她达成委托，另一个案子也想让她来代理。“他可能是觉得我没有鼓动他，试图从中挣代理费，所以比较信任我。”她猜测。

　　诉讼中信任的重塑，关键是让当事人清晰“看见”专业人士与AI的本质差异：有节制的共情、基于现实的风险判断……这些是机器难以企及的。

　　（《解放日报》3.8 杨书源 程艺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