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何时拥有姓氏的

　　人们在香港举行的黄帝陵文化主题展区“百家姓姓氏溯源”处驻足。

　　对现代人来说，姓氏是与生俱来的身份符号。但在古代，姓氏曾经是珍稀的奢侈品。那么，古代平民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姓氏的？

　　古人是何时拥有姓氏的

　　姓者，女之所生

　　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道：“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一个“女”字旁，一个“生”字，清晰地表明，姓诞生于一个极其古老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是用来标记一个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所生。

　　因此，中国古老的姓，几乎无一例外带着一个女字旁。比如，舜帝的“姚”姓（一作“妫”姓）、大禹的“姒”姓、周朝王室的“姬”姓，以及齐国姜子牙的“姜”姓。

　　人们常说的“百姓”，在商周时期，其实是特指那些拥有“姓”的贵族群体。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古老的姓，其功能在当时只有一个，那就是“别婚姻”。

　　上古贵族社会严格遵守“同姓不相婚”的原则。“姓”就像一个高精度的血缘警报器，唯一用途就是在贵族们联姻时响起，防止同一始祖母传下来的后代近亲通婚。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个姓所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周天子姓姬，他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如晋、鲁、卫、郑等国君也都姓姬。一个姬姓，就可能覆盖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小半壁江山。这令“姓”在日常身份识别上毫无价值。

　　对于庶民来说，他们不属于高高在上的贵族通婚圈，也就不需要“姓”这个工具。而贵族们却需要一个更精准的称呼，来划分彼此的地位、权力和财富。

　　于是，“氏”登场了。

　　氏者，贵之所出

　　氏是姓的分支，是父系社会的标志。当一个庞大的“姓”不断繁衍，其子孙被分封到各地开枝散叶，就需要一个新的符号来标记小家族的独特地位。

　　这个新符号，就是氏。

　　与姓来源于母系家族不同，氏的来源五花八门，但每一个都清晰地指向了权力、财富和地位。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以国名为氏：你是诸侯，受封在齐国，你的家族就以“齐”为氏；受封在鲁国，就以“鲁”为氏。

　　以采邑（封地）名为氏：你是诸侯手下的大夫，被赏赐了一块叫“冯”的封地，你的家族就以“冯”为氏。

　　以官爵为氏：你的祖上世袭“司马”（掌管军事）之职，你的家族就以“司马”为氏；世袭“司空”（掌管工程）之职，就以“司空”为氏。

　　以技艺为氏：你的家族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就以“陶”为氏；掌管祭祀用的屠宰，就以“屠”为氏。

　　氏的核心功能，与姓的“别婚姻”不同，而是“别贵贱”。《通志·氏族略》一针见血地指出：“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古时代的底层平民没有姓氏了。平民没有资格参与贵族联姻，所以他们不需要姓；平民没有自己的封国、采邑，更不可能担任高官，所以他们不可能拥有氏。

　　平民获姓的时代转折

　　平民有姓氏的转折点，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

　　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大动荡时期。旧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周天子连自己的都城都保不住时，姬这个姓还谈何尊贵呢？当各国的公族后代在战乱中沦为平民甚至奴隶时，“别贵贱”的氏又有什么意义？

　　在战国到秦汉的熔炉中，姓和氏开始混为一谈。它们原有的“别婚姻”和“别贵贱”的功能同时失效，最终姓氏合一，融合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由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的姓氏。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口，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汉高祖刘邦。

　　按照先秦时代的规则，他是标准的“贱者”，一个有名无氏的平民。刘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无从考稽，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应归于何姓。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三个字解决了这个难题：“姓刘氏。”

　　以氏为姓，遂为一代之制。一个平民的家族“刘”，从此就是这个王朝最尊贵的姓氏。刘邦的登基，宣告一个“人人皆可有姓氏”的时代到来。

　　两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刘邦的“姓刘氏”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而真正把姓氏赋予每个平民的，正是这个新结构下两股个体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国家的编户著籍。秦汉建立的新型中央集权帝国与西周的分封制有着根本不同，为了达到征税与征兵的目的，统治者不再通过层层分封的贵族去间接统治，而是直接控制子民。

　　为此，一个庞大系统被建立起来，这就是编户著籍。国家派出大量基层官吏，如调查人口、制作户籍、催征赋役的里吏，把疆域内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著籍正是庶人姓名“书面化”最重要的途径。

　　战国时的齐国仍遵守旧制，庶人只称名；楚国无论贵族、平民，较普遍地使用“氏+名”，楚法明确要求必须写明当事人的“居处名族”（住址、名字和家族）。秦律则进一步要求涉事人“定名事里”（确定名字和所在的基层行政单位“里”）。

　　第二股力量，则是乱世的洪流，促使离乡行役的人们自行确定姓氏。在西周的封建体系下，绝大多数平民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会里。一个人生在某村，死在该村，周围所有人都是他的亲戚邻居。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根本不需要姓氏。一个乳名“三儿”就足以把他和周围所有人区分开。

　　但战国和秦汉是战乱、迁徙与行役频发的时代。人们可能因为战乱而成为流民，可能被强制迁徙到新开发的疆域，更可能被征发为士兵或劳工。

　　当某村的“三儿”流向陌生人社会，他的乳名瞬间失效了。因为一个军营可能就有五个“三儿”、八个“石头”、十个“狗娃”。于是，三儿必须使用由国家登记的“标签”：姓氏。姓氏，就变成了古人主动用于社会交往的身份名片。

　　正是这两股力量——自上而下的国家登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在秦汉时期交汇，最终推动了姓氏在中国底层平民中的全面普及。

　　（《解放日报》2.17 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