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为何要重视生命宽度

　　北京市地坛公园内锻炼身体的老人

　　老年人为何要重视生命宽度

　　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4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提到，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比2023年提升了0.4岁，整体迈入长寿社会。在传统认知中，长寿即福气，九十高龄、百岁人瑞常被认为是“人生赢家”。但不可忽视的另一个现实是，全球范围内，相较于“人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的数据明显落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健康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9年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66.8岁上升至73.1岁，健康预期寿命从58.1岁上升至63.5岁。这意味着，在大约9至10年的时间内，多数人需要带病生存。

　　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慢性病防控成为巨大挑战，如何在“活得久”与“活得好”之间取得平衡？怎样科学构建覆盖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延长“健康活跃期”

　　王媛是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临床营养科主任，她几乎每日都要面对“健康预期寿命”与“人均预期寿命”的博弈。在多年的门诊和查房过程中，她看到的不仅仅是年龄数字，还有数字背后千差万别的生命状态。“健康不等于长寿，长寿也不等于健康。判断一个人到底长不长寿，不能简单地用‘活到了多少岁’概括。”王媛说。

　　健康预期寿命是衡量人们在无重大失能或健康限制状态下生存年数的指标，与单纯强调生存时长的人均预期寿命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关乎生命的“宽度”与品质，后者仅标记生命的终点。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张震认为，居民健康预期寿命关乎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福祉，关乎人口高质量发展。因此，尽可能延长老年人的“健康活跃期”至关重要。

　　衡量“健康长寿老人”的指标有多个维度。一是功能独立性良好，能够独立完成吃饭、穿衣、洗漱、如厕、室内活动等基本日常活动，以及购物、做饭、理财、服药等工具性日常活动。二是慢性病管理良好，“健康长寿”不意味着一点病没有，而是能够与慢性病“和平共处”，使其处于稳定状态，不频繁急性发作，不影响核心功能。三是认知与社会参与良好，头脑清晰，情绪稳定，能进行正常社交，保持兴趣爱好，与社会保持联系。四是营养与体能状态达标，拥有与年龄相匹配的肌肉量、力量和平衡能力，饮食均衡合理。

　　临床上，王媛遇到过不少渴望生命长度而忽略生命宽度的情况。此前，她曾接诊过一位髋部骨折的老人。众所周知，老年髋部骨折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很多老人跌倒骨折后，由于虚弱、疼痛、恐惧、不确定性、术后康复等多种原因不愿选择手术，以为这样可以延长寿命，最后却只能长期卧床，压缩了生命的有效体验。事实上，全面的综合评估和良好的围手术期管理会让情况大为改观。“我们会在术前全面评估老人的心肺功能、营养状况、认知水平及用药，优化其身体状况，提升手术耐受度；术后立即介入营养支持、康复锻炼、心理疏导，目标也非常明确——让老人尽早下地行走。”王媛表示，成功的干预可以阻止机体功能的断崖式下跌。遵从医生的手术建议后，她收治的那位老人后来恢复得很好。

　　应对多病共存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强化老年人健康管理”。但从延长寿命转向提升健康预期寿命的过程中，很多人的认知往往存在误区。在传统的医疗问诊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主要模式，难以应对老年人多病共存的复杂局面。许多老年人身患多种慢性疾病，辗转于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骨科等不同专科，每个专科医生都会基于本领域指南，开具相应药物。“老年人自己也认为，为了延长生命，吃很多药是正常的。”王媛提到，她在临床中经常遇到老年人提着一大袋药前来问诊，“而这些药物效能之间往往存在相互抵触，或治疗目标相互矛盾”。

　　她举了一个典型例子：心脏支架术后患者需服用氯吡格雷预防血栓，但容易导致胃部不适，如果因此使用了奥美拉唑这一质子泵抑制剂（PPI）护胃，两种药又会产生相互作用，导致氯吡格雷的转化效率下降，增加支架内血栓风险。“在缺乏合理统筹的情况下，多重用药的风险极高。”她建议，老年人可以到老年医学科进行全面评估，做多重用药管理，“要以一个方案去管理整个人，而不是用多个方案去管理一堆病”。

　　此外，针对明确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盲目套用和中青年一样的疾病管理指南也并不可取，“标准值的诞生通常基于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旨在预防未来几十年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并非专门为老年人设定。如果把一些高龄老人的血压血糖强行控制在防治指南的标准范围内，极易引发低血压低血糖等严重不良反应，反而危及生命。”王媛介绍，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来说，此时的目标不是“死磕”标准值，而是维持机体基本功能，保障脑供血和血糖稳定，避免急性事件发生。还有一些老年人，认为“年龄大了，就这样吧”，从来不进行规范的健康管理，这就容易导致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甚至一次急性发作就可能摧毁本就脆弱的健康平衡。

　　看病还要看“人”

　　一切科学管理的起点是知己知彼。王媛表示，对于老年人，不能只看病，还要看“人”。她建议，可以进行老年综合评估，从躯体功能、精神心理、社会经济、疾病与用药等多个维度，明确日常生活能力、跌倒风险、营养状况、视听能力、共病问题、认知功能、家庭支持、社会交往方面的具体情况，清晰勾勒出一幅“健康全景图”，最后在识别出脆弱环节的基础上，与老人及家属共同商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目标。

　　比如，对一位活力尚可的老人，目标可能是“控制好慢性病，不影响日常”；对一位功能下降的老人，目标则是“维持自理，避免急性住院”；而对一位衰弱失能的老人，重点需要转向“维护残存功能，预防并发症”，包括防止关节挛缩，调整食物质地预防呛咳肺炎，进行认知训练并改造安全居家环境防走失、防意外等。

　　生命存在自然的终点，当患者进入不可逆的疾病终末期、已无治愈可能时，业内认为健康管理的目标应相应调整为“安宁疗护”或“姑息治疗”。此时的核心是缓解痛苦症状，进行心理和灵性关怀，帮助患者完成未尽心愿，尊重其个人选择，使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拥有尽可能高的舒适度和尊严。“我们曾接诊过一位罹患晚期肿瘤、严重贫血的老人，他当时最大的盼望就是出院回家过中秋、过生日。按理说，他的状况不适合出院，但考虑到老人的迫切心情，我们在谨慎评估风险之后，尊重其意愿，协助他安全返家。”王媛说，老人心愿得偿，在享受天伦之乐后反而以更平和的心态回到医院，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路。

　　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时间轴上的刻度，还在于每一刻是否良好运转。拥有更长的“健康预期寿命”、免于失能期的煎熬，本质上是在回答如何好好活着以及怎样好好告别。

　　（《瞭望东方周刊》2026年第4期 赵狄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