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诗的近代“白话”指认及其“审美现代性”

　　近年来阳明诗的现代审美价值被逐步开掘，但与阳明思想长期受关注存在时代错位。阳明诗所强调的“我大物小”的物我关系，构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与西方的新型审美现代性。

　　后人对阳明的态度，在“张其学”与“择其文”上长期对立。在阳明存世诗文中，那些突破传统物我关系的篇章尤具独特价值。阳明诗常从别开生面的视角诠释日常，寓理学思辨于质朴隽永的语言之中，呈现出鲜明的口语化特质。这种语言风格既是阳明强调主体意识的外化，也是在禅宗影响下中晚明文学主情思想的体现。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仅在形式上指认阳明诗为“白话诗”，亦从诗歌内涵发掘其“现代性”。胡适一改明清以来对阳明诗的较低评价，称其诗为“正传”；胡秋原对阳明思想的“现代性”进行挖掘，与阳明诗中对个体精神的强调形成历史呼应。

　　阳明诗打破了古典诗歌“物”“我”相融的和谐美以及个体对权威的服从关系，呈现出个性独立、精神平等的现代审美特质，为现代诗歌发轫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梁启超《太平洋遇雨》与《自励》皆有对此种诗学精神的继承；郭沫若《天狗》中无限扩张的自我主体，《凤凰涅槃》反复歌吟的“一切的一”、《金字塔》的“与神祇比伍”，都是心学启迪下的本体论觉醒。阳明心学思想及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具有极强的当代重构价值，可由文学延伸至全球议题，并转化为从自我到人类的伦理关切，其自然真朴的审美范式，既促成了传统的现代再生，亦推动了对生命价值的重审。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魏宏远 吴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