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洋眼遇见中国年

　　“春节”之于中国人，是年岁的起点，也是情感的归途。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便成为春节期间举国礼乐与市井烟火最浓厚之地。人们在沿袭的风俗仪式中，在闪烁夺目的灯火下，一年一度乐此不疲地上演全民欢乐仪式。而在年岁更迭中，踏入京城的域外异客便成了这场国民仪式中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的笔尖不自觉地成为文化的棱镜，折射出老北京春岁的多重光谱。

　　正月贺春，中外年俗异

　　“春节，是全中国最大型、最庄严神圣的节日。偌大的中华大地，家家户户都会以同样的风俗习惯举行各式各样的欢庆活动，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场景，人们都沉浸在热闹非凡、令人陶醉的喧嚣之中。”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在《闲置的皇城》一书中如此描述老北京的贺春氛围。

　　腊月的风拂过街巷，北京市井街道就被一股浓厚的年味裹住。清末英国驻京外交官密福特穿过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看到胡同街巷里家家户户都挂着一对红灯笼，把年味儿衬得红火浓烈。相比灯笼的“守地”，风筝的使命是“升空”。他抬头一望，北京的天空已被风筝装饰成了一座彩色森林。冬季腊月难得农闲，人们在风筝风孔处嵌苇哨，风筝升空后便可发出“嗡嗡”的哨响。街边的人们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采买新年用品，而家中也在进行着辞旧迎新的祭拜仪式。

　　这般欢庆场景让意大利神父马国贤想到了自己国家的嘉年华，“在中国，一年之始使人想到了我们的嘉年华。新年庆祝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游戏、盛宴、戏剧表演和其他娱乐。”他在《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春节虽与西方的欢庆仪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又处处显露着华夏独特的文化底蕴与特色。

　　中国的春节是新年伊始，但又不同于西方的新年。马国贤于清康熙和雍正年间在北京居住了十三年，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新年被称为‘正月’，我要适当多说几句。不像我们是按照太阳来计算年份，中国人是根据月亮来计算的。他们把新月作为每月的开始……每隔五年，他们都要加上一个闰月，以校正阴历年，这样一来他们就差不多像阳历一样地计算年月了。”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用月亮丈量年月，以“朔”为始、以“闰”调律，在月亮的阴晴圆缺中计算着年岁的刻度。

　　除了年历计算方式的不同，人与人的社交仪式也与西方有较大差异，中国人注重礼教尊卑，这在春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国贤回忆：“在旧年的除夕，孩子们跪拜他们的父母，幼拜长，弟拜兄，仆拜主，操演这个国家的风俗所要求的一切礼仪，描述起来就太过乏味冗长了。丈夫和妻子，还有和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也奉行各种礼仪。孩子对父母表达同样的行孝礼节，而父母则在他们的祖先的画像前行孝礼。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这个国家一种严格的古老观念，一种深沉的敬畏感而得来的。”除了对家族成员和祖先的问候和祭拜仪式，马国贤还观察到朋友和熟人间也会互相造访，但相较于家族长幼间严格的礼仪规范，故友间的拜访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会轻松许多。“新年里，朋友和熟人互相造访，在一张红卡片上留下他们的姓名，叫作‘帖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被访者在家，他也可能让仆人出去说不在，这并不冒犯访问者。在这样的节日时刻，人人都想和最亲近的亲戚朋友们一起享受生活。”

　　中国新年是全国民众的集体庆祝仪式，马国贤惊讶于“节日开始前几天，衙司都关门了，用官印封条把门封上，一直要到节日以后好几天才重新开门”，而这场全民狂欢仪式会持续多日，在绚烂的元宵花灯中抵达炽热的高潮。

　　元宵闹春，灯火年意盛

　　斑斓炫目的花灯照亮了元宵节的夜空，也将春节的欢庆活动带到了最后的高潮。明朝万历年间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匹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点得通明透亮。这时候，市场上也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灯笼，大家购买自己喜欢的样式。屋里屋外点燃那么多灯笼，简直叫人以为房子失了火。此时晚间还有狂欢。一队队的人在街上耍龙灯，像酒神巴库斯的礼赞者那样欢呼跳跃，燃放鞭炮和焰火，全城呈现一片色彩缤纷的耀目景象。”

　　俄国人叶·科瓦列夫斯基是清朝道光年间沙皇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他也写过元宵灯节的热闹场景：“在欧洲很难找到北京这样的灯节，也许只有意大利的狂欢节有点相似。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飞禽、走兽、行船、宫殿交相辉映，悬缀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宅子店铺的墙壁。灯火通明，犹胜白昼。”

　　春节的欢腾在明亮绚烂的灯火中渐渐归于沉寂。人们将对年岁的美好祝福寄托于花灯之上，点亮升空——这点点灯火里，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希冀与期盼。

　　域外书写者的“异客之眼”，为老北京的春岁留存下珍贵的“他者”文本。在正月贺春、元宵闹春的节律中，他们不仅记录了仪式的外在形态，更触及了社会的内在肌理。彼时的老北京，承载了中西文明初遇时的新奇与困顿，而这些异客笔尖下的老北京春岁，早已超越单纯的场景记述，成为一份见证文明交流的珍贵记忆。

　　（《北京日报》2.6 弓铭琦）